第六卷 細嚼黃蓮不皺眉——魯迅談人生(2 / 3)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

拳來拳對,刀來刀當

從昨天起,我又很冷靜了,一是因為決定赴粵,二是因為決定對長虹們給一打擊。你的話大抵不錯的,但我之所以憤慨,卻並非因為他們使我失望,而在覺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見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殺,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這回長虹笑我對章士釗的失敗道,“於是遂戴其紙糊的‘思想界的權威者’之假冠,而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態矣。”但他八月間在《新女性》上登廣告,卻雲“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一麵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麵又因別人所加之“假冠”而罵我,真是輕薄卑劣,不成人樣。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昨天就決定,無論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麵,先作一個啟事,將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對於別人用我名字,則加笑罵等情狀,揭露出來,比他的嘮嘮叨叨的長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語絲》,《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種刊物。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

節自《兩地書·七九》

堅決·持久不斷·注重實力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麵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麵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裏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隻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節自《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非“韌”不可

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隻要能做“起承轉合”借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裏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節自《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無賴精神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製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節自《墳·娜拉走後怎樣》

不恥最後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節自《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壕塹戰”

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節自《兩地書·二》

第六卷

細嚼黃蓮不皺眉——魯迅談人生

搏擊黑暗戰取光明

總要戰取光明

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罷。

1936年3月26日致曹白

一個都不寬恕

我隻想到過寫遣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節自《且介亭雜文末編·死》

複仇不足為奇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複,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複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複,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節自《墳·雜憶》

鬥爭是對的

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著,於是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為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尚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鬥爭文學作怪。

節自《三閑集·文藝與革命》

熱烈的愛和憎

不過我在這裏,並非主張文人應該傲慢,或不妨傲慢,隻是說,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隻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並非回避,隻是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再論“文人相輕”》

無可退避

我的處世,自以為退讓得盡夠了,人家在辦報,我決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賃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裏卻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於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誌”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著各方麵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得一點沉重了。這是我經曆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才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隻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麵映出一大片銀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還毫沒有跳海的意思。

節自《華蓋集續編的續編·海上通信》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1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並有兩種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於郅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人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願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裏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裏麵;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銜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淨許多罷。

節自《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七)》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2

看目下有些批評文字,表麵上雖然沒有什麼,而骨子裏卻還是“他媽的”思想,對於這樣批評的批評,倒不如直捷爽快的罵出來,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人我均屬合適。我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仍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時,對於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卻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元年)的新黨不“文明”,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裏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現在用“他媽的”來罵那些背著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們,夫豈太過也歟哉!?

節自《兩地書·三五》

古傳法的反用

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隻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麼,無論什麼魔鬼,就都隻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去。

節自《華蓋集·忽然想到》

“勿念舊惡”的秘密

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複的毒心,也決無被報複的恐懼,隻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麵東西的秘密。

節自《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吊》

忠厚\\u003d無用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懸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曆之後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後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為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齧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為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裏。殊不知它何嚐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並且都在租界裏。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側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複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節自《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打落水狗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並論,以為都近於卑怯。我以為“打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卻怯得令人可愛。至於“打落水狗”,則並不如此簡單,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於無聊,或者竟近於卑怯;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竽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為楷模。但我以為尚須附加一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鬥士,一敗之後,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堂皇地來相報複,那當然都無不可。而於狗,卻不能引此為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為無論它怎樣狂嗥,其實並不解什麼“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後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它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節自《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大度和寬容”的騙局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了結的時候。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曆來的勝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後的袁世凱,對於異己者何嚐不趕盡殺絕。隻是他嘴上卻說著什麼大度和寬容,還有什麼慈悲和仁厚;也並不像列寧似的簡單明了,列寧究竟是俄國人,怎麼想便怎麼說,比我們中國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國,在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並用者失敗,隻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群大傻子,還會相信他。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

拳來拳對,刀來刀當

從昨天起,我又很冷靜了,一是因為決定赴粵,二是因為決定對長虹們給一打擊。你的話大抵不錯的,但我之所以憤慨,卻並非因為他們使我失望,而在覺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見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殺,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這回長虹笑我對章士釗的失敗道,“於是遂戴其紙糊的‘思想界的權威者’之假冠,而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態矣。”但他八月間在《新女性》上登廣告,卻雲“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一麵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麵又因別人所加之“假冠”而罵我,真是輕薄卑劣,不成人樣。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昨天就決定,無論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麵,先作一個啟事,將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對於別人用我名字,則加笑罵等情狀,揭露出來,比他的嘮嘮叨叨的長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語絲》,《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種刊物。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

節自《兩地書·七九》

堅決·持久不斷·注重實力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麵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麵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裏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隻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節自《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非“韌”不可

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隻要能做“起承轉合”借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裏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節自《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無賴精神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製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節自《墳·娜拉走後怎樣》

不恥最後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節自《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壕塹戰”

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節自《兩地書·二》

名聲·地位·金錢

什麼都不要

我對於名聲,地位,什麼都不要。

選自《兩地書·一——二》

做夢也不想當權威

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麼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

節自《華蓋集續編·不是信》

頭少帽多,欺人害己

《新女性》八月號登有“狂飆社廣告”,說:“狂飆運動的開始遠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茲為大規模地進行我們的工作起見於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種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籌辦《狂飆叢書》及一篇幅較大之刊物”雲雲。我在北京編輯《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皆係以個人名義送來;對於狂飆運動,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如何運動,運動甚麼。今忽混稱“合辦”,實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則假借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業經先有陳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長虹在《狂飆》上,迭加嘲罵,而狂飆社一麵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真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雖“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隻得又來特此聲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驅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譯名。此等名號,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嚐高興。倘見者因此受愚,概與本人無涉。

節自《華蓋集續編的續編·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

人大抵願意有名

人大抵願意有名,活的時候做自傳,死了想有人分訃文,做行實,甚而至於還“宣付國史館立傳”。人也並不全不自知其醜,然而他不願意改正,隻希望隨時消掉,不留痕跡,剩下的單是美點,如曾經施粥賑饑之類,卻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實何嚐不知道有些肉麻,不過他又知道說過就完,“本傳”裏決不會有,於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記了下來,不給它消滅,他可要不高興了。於是乎挖空心思的來一個反攻,說這些乃是“諷刺”,向作者抹一臉泥,來掩藏自己的真相。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論諷刺》

並不覺得我有名

我並不覺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鄭重,來維持已有的名,以及別人的信仰。縱使別人以為無聊的東西,隻要自己以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礙,便總要發表曝露出來,使厭惡濫調的讀者看看,可以從速改正誤解,不相信我。因為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幹人們中保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於我是苦痛的。

節自《集外集·咬嚼之餘》

我不熱心寫自傳

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頭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

1936年5月8日致李霽野

不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

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之後,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隻知道這樣的寫起來,於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隻為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曆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並沒有想到。如果他隻想著成什麼所謂氣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曆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詩人並非最高貴

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裏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

節自《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領導決不敢

年來所受迫壓更甚,但幸未至窒息。先生所揣測的過高。領導決不敢,呐喊助威,則從不辭讓。今後也還如此。可以幹的,總要幹下去。隻因精力有限,未能盡如人意,招怨自然不免的了。

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虛

聞“作家”之名頭痛

弟向來厚於私而薄於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並“非私人請托”,而有公諸讀者之慮故。近來思想倒退,聞“作家”之名,頗覺頭痛。又久不弄筆,實亦不符;而且示眾以後,識者驟增,於逛馬路,進飯館之類,殊多不便。《自選集》中像未必竟不能得,但甚願以私誼籲請勿轉災楮墨,一以利己,一以避賢。此等事本不必絮絮,惟既屢承下問,慨然知感,遂輒略布鄙懷,萬乞曲予諒察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