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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代小說的主題
◎葛紅兵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切意象都是模糊、曖昧、搖曳而混亂的。世紀末的時間緊迫感像一匹狼一樣追擊著我們，我們無法止息，不斷僭越、突圍、擺脫成了強迫症，人們害怕自己成為陳舊的，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刷新自己。在這樣的時代流風中，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成為固定、永恒、透明和徹底的，一切都在變化無常之中，就像照相機慢速快門拍快速移動的對象一樣，我們的眼睛對於這個變化得過快的世界所能得到的圖像隻能是模糊的閃動的光影。
晚生代小說的誕生就是這光影的一部分。它不再像過去的文學創作那樣擁有明確的主題意象，像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文學那種明晰而統一的主題意識，在晚生代小說中是不存在的。在晚生代小說中有的隻是一些物化時代的模糊意象，因而晚生代小說的主題學研究的困難是相當大的，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理出一些頭緒來，雖然這是一種冒險的做法。
身體
急速變化正使世界脫離我們的把握，身外的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可依恃、不可理解，我們唯一可以依據的就是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透過我們的身體（我們唯一可以信賴的工具）我們抵達的也隻能是我們自己的感性存在。在變化無常模糊而不可捉摸的世界中我們無法擁有任何固定的“我”性的東西，唯有我們的身體我們可說“是我們的”，它是自體中心的唯一證明，“我們的身體”（韓東一部小說集的名字）：晚生代藉此確立感性、個體、自體這樣一些詞彙的優先地位。晚生·18·○文論百家○文論百家○代小說家喜歡談論身體。如陳染：“那個附著在我的身體內部又與我的身體無關的龐大的精神係統，是一個斷梗飄蓬、多年遊索不定的`孩子’”①。徐坤說：“男人們引誘去追逐世俗功名，女人們則有身體，她們是身體，因而更多地寫作。”②林白則借對小說人物的描述講道：“她有些病態地喜歡自己的身體，喜歡精致的遮掩物下凸凹有致的身體。有時候當她一個人的時候她會把衣服全部脫去，在落地穿衣鏡裏反複欣賞自己的裸體。”③晚生代作家在這方麵表現了強烈的自戀傾向，如衛慧的《紙戒指》，小說中“我”在情人攝影師的鏡頭下自憐自愛之情躍然紙上。“我”是年輕的、美麗的，“我”才情俱佳，冰雪聰明，“我”被異性所渴望所愛戀所傾慕……夢囈式的喃喃自語傳達出義憤想象之境中的自娛自足的身體感受經驗。
晚生代小說中的人是感性的身體的人而不是倫理的靈魂的人。晚生代作家首先認定自己是獨立個體，他們對個人的經驗世界、感性世界情有獨鍾，這是一種身體的哲學，它確認人的身體的經曆的正當性，確認人的身體的私人性、感觀性和欲望性存在，它同我們過去所重視的靈魂主義者的禁欲的、理性的、倫理的哲學是不同的。韓東有一本小說集的書名就叫《我們的身體》，韓東是受過嚴格的哲學訓練的哲學學士，他將自己小說集取名為《我們的身體》是有相當深邃的思考在的，盡管他沒有明言提出“身體”的意義，但是我依然可以說他的這一書名蘊含著某種整體性的哲學暗示。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是又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部小說中女性不再是作為美和善的化身，也就是說不再是作為靈魂存在而是作為一個身體存在進入作家的敘述的，作品中伸張的是女性作為身體性存在的力度。同樣意義的是朱文的小說《我愛美元》，朱文用它作了一部小說集的名字，可見朱文對這篇小說的重視。在這篇小說中出現的是作為身體的男性，父親不再是威權和教益的化身，兒子也不再是孝順和服從的樣本，父親和兒子是作為平等的肉體在這個世界上活動的。畢飛宇則說得更為明確，他講道：“人體是曆史的唯一線索，人體是曆史的唯一敘事語言。”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在90年代的小說中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邱華棟對都市的欲望化抒寫，何頓對市民社會的認同式描述，陳染的《私人生活》等小說對女性身體存在的直接揭示等等都是這樣。何頓的《就這麼回事》、《告別自己》、《無所謂》等小說充分表現了對世俗社會的價值以及人的感性存在的認同，對人的靈魂世界的否定和拒斥。在這一模式下的小說敘述是對個人化的經驗行為的表達，是對“我的身體”的肯定和對過去我們所堅守的那些虛妄的超越身體的靈魂性的否定。
古往今來，一切道德形式的理念基礎都無脫於人的身心二分法。身體和心靈是二分法被發明以後，原始的統一於身體的人就分裂成了心靈的人和肉體的人兩個不明所以的東西。道德主義者說，我的形是頹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體是虛的，但是我的魂是強大的，我的靈的高貴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們說：一個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靈魂的安妥和清潔，身體是可恥的粗陋的卑下的汙穢的，隻有靈魂是偉大的高尚的純潔的美滿的。道德主義者就是這樣利用身體和靈魂的二分法證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證明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從而解除了對自己的存在價值的焦慮，並把這種焦慮轉嫁給了別人。自從道德主義者完成了身心二分法的論證之後人類的肉體就一直是以一種匍匐的姿態在這個世界上為靈魂承擔著這樣那樣的肮髒與罪惡，而人類的虛幻的想象的靈魂卻高高在上地站立了起來，被賦予了上帝、道德、良知、正義等等麵孔。道德主義者殺死了原始的安居於這個世界的靈肉統一不分的人，建立了兩個妖怪：靈魂的人、肉體的人，並為這兩個虛想出來的怪物編織了無數的神話。換而言○文論百家○文論百家○·19·之，傳統的道德理念都以人的身心二分法為前提，它導致人的身心割裂，使人無法達成身心一致，以心、理性、靈魂來壓抑身、感性、肉體，是禁欲主義的、非行動的、反身體的、使人的肉體死亡的。中國曆史的源頭沒有像古希臘的伊璧鳩魯那樣的崇尚身體、感性的反對派倫理學家，又沒有經曆尼采那種非道德主義哲學的衝擊，所以中國的反身體、敵視感性、感官、視肉體為仇寇的道德主義觀念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中國人在長達幾千年的過程中一直受著這些道德主義者的愚弄和欺騙，以至中華民族看起來似乎是先天就反身體的，中國人不重視身體鍛煉、缺乏戶外體育活動的興趣——對身體蔑視得太久了，幾千年的結果人們獲得了一種種族上的身體的頹敗形式，道德主義者應該為這種身體素質的普遍虛弱、體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蛻化負責。一個靈魂主義的民族怎麼不會得此體症呢？晚生代的誕生使我們從中窺見建立一種以身心一體為基礎的新的倫理學的可能性。我把這種倫理學叫做個體論倫理學或者自體中心倫理學。取消了身心二分法，不信靈、魂、聖、上帝、絕對（善），不相信社會大全的人如何堅持道德，堅持何種道德。個體論道德將堅持以個人的感覺而不是依靠神（\\u003d聖、靈、社會大全）的意誌為道德的出發點，堅持在道德的方麵依靠自己的自我意識而不是依靠外在的超越主體的威權，靈、魂、神、上帝隻是人的身體的不同名稱，是身體的部分，人從來就是有身體的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身體，由此我們可以確立人的身體作為唯一的道德承擔者地位。我們的身體性存在的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因而人的善就存在於我們的身體之內。它不是超越於身體的“靈魂”的特權，不是“神”的品格，道德內在於人的身體性存在之中，沒有超越於身體之外的善。自體中心的善是實踐的善因而也隻能是身體的行動的善。堅持隻存在身體的善觀點就否定了非實踐的善的存在，也就是否定靈魂的善以及抽象的社會大全的善、康德意義上的理念的善的存在。如果人本善，那就是說人的身體本善，人的身體（感性、官能）是一切善的根和源。晚生代的倫理學堅持人是身體的人同時就堅持了人是個體的人的原則，個體論倫理學的中心基點是人類的道德實體是個人，而且是行動的個人，也就是身體的作為行為主體以及結果的個人離開了地獄與天堂的懲戒與誘惑，離開了神意以及社會大全（集體），隻剩下個體的人，這時道德意識的出發點就隻有了個體的人立足於自我意識和感覺的道德領受，無數的平等的個體的人互相製約的社會關係構成了社會總體的善。因而社會整體的善並不神秘，它隻是指無數自體中心的以互相製約為基礎的道德領受，並不需要什麼“聖人”的教化、領袖的威權、上帝的授意，總之並不需要一個絕對主體為“善”的源泉。
當然晚生代小說對“身體”的關注不是沒有欠缺的。就像韓東在《我們的身體》中所描述的那個“大頭”是被作為一個身體殘缺者而受到關注的一樣，對這個時代的身體性的領受與這個時代的身體的本身的欲望化、肉體化（身體的殘缺形式）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晚生代對於身體的關注在某些時候被發展成了一種人性的欠缺的形式，有時身體被簡單地等同於欲望、肉體，這使晚生代小說有時顯得過於重視人的生理的方麵，過於尊崇形而下。
出去
中國傳統社會是不存在個人的，中國傳統社會隻有群人，群人是沒有個人性的標簽人，他們每個人都從社會獲得一個標簽，這個標簽表明了他們的身份，明確提示了他們·20·○文論百家○文論百家○的歸屬，除了社會本質，他們是沒有個人本質的，他們列屬於某個社會性單位，他們是沒有私人性的，他們的個人性被他們的社會公有性占用了，他們存在的全部表征就是公有性，他們的體力智力為社會有計劃地征用歸社會公有，他們的私生活也被社會有計劃地征用了。因為在他們的私生活沒有開始之前社會就以標簽的方式規定了他們的私生活，他們的私生活必須符合單位所決定的角色標準，否則他們就會失去單位，但是由於傳統社會的壓抑性力量，他們已經無力承擔失去單位所帶來的結果了，失去單位他們的衣食住行乃至性生活就岌岌可危了。群人社會一切社會生活的都是公有製的，不僅物質生活的再生產是公有的，而且精神生活的再生產也是公有的，頂尖人物通過話語壟斷使自己的話語成為全體群人的公共話語，這樣就通過取消話語的私人性而取消了私人話語。群人在這種狀況中實際上處於沒有個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處境，因而他們不可能產生對話語私有性的認識，也不能產生分割話語權力，占有話語權力，追求精神生活的私人性的衝動。
晚生代小說人物畫廊中有一組非常突出的漫遊者人物係列。例如韓東的《三人行》、《新版黃山遊》，吳晨駿的《我的一次考古旅行》、《小校友》，魯羊的《出去》、《如夢令》，朱文的《五毛錢的旅程》，李馮的《拉薩》，楚塵的《路過黃村》以及邱華棟、東西、丁天等的大量小說中。在《三人行》中，三個人物在路上漫無目的地遊蕩，他們的身份因為他們的遊蕩處境而顯得模糊不定，他們的行為也是不確定的，他們在街上漫遊，但是卻沒有明確的目的，甚至連娛樂的目的都沒有，對於他們來說真正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出去”，從一切有形和無形的群人體製中脫離出去，成為一個體製之外的漫遊者——邊緣性的個人。至於在漫遊中何處去，他們是不定的，曆史條件也沒有為何處去提供可能的答案，他們是一些注定在體製之外漫遊，但是又無處可去，不明去向的曖昧、猶疑的人。魯羊在《出去》中講道：
“在其餘的三天裏，馬老師想出去，想離開落城到別處去轉轉。事實上，他是先想到`出去’這個詞，而且對這個詞產生了特殊的感應，馬老師覺得這個詞具有一種特殊的魔力。甚至，馬老師想，它還暗示了一種解脫的方式。”
……
“是要出去了，不是離開落城，而是離開自己。”
對於晚生代來說“出去”是作為一種個體的人的本體論立場，一種從群人中出離的本質要求來加以堅持的。他們的身份不再是被動的，他們不再是被當作“文化資源”而安排給一個一個“單位”的“單位”裏的寄生者，他們不再是獨立性喪失了以後的生活上的依附者以及思想上的依附者、主流文化的附著物，他們是一些從“單位”中遊離了出來，從而脫離了現有的文化資源分配體製的人，所謂“出去”就等於“在中心之外”、“不固定”、“變動不拘”是與“在單位”、“固定”、“坐著”對立的。他們是一些在“單位”中沒有座位因而必須在“單位”外走著的人。“走著”是他們的身份標誌，他們不接受“單位”對於他們的分配也不接受“單位”分配給他們的一切，沒有座位隻能站著，而“站著”是不能像“坐著”一樣四平八穩的，長久的站立一個定點幾乎是做不到的，因而隻能“走著”，他們的思想將在走動中進行，他們對於這個時代是用散點透視而不是定點透視的方式來觀察和思考的，因此他們不僅是身體上的走動者還是精神上的走動者，對於他們來說，最本質的特征是在後者，也即精神上的漫遊，在精神上出離於主流意識形○文論百家○文論百家○·21·態，是現有文化資源配置體製的否定者，因而可能是新的文化時代的呼喚者。漫遊者的精神特征是“我性”，以個體的身份麵對無數的個體說話，他們的出現是個體文化時代來臨的一個預言。
當然他們無法擺脫時代的擠兌。魯羊的《出去》中開始時馬老師在落城的校園裏期待著出去，“校園”（單位）使他感到無比地煩悶厭倦，他需要“出去”，然而小說的結尾處他依然在落城的校園裏，由出發點回到出發點。漫遊隻是一種想象，一種圈中的回環往複而已。最終馬老師的出去是靠酒用醉的方式使自己從自己出離。在《如夢令》中馬餘期待著離開落城，永不複返，可是結局卻是他又一次回到了落城車站，那個他曾經離開，永遠想離開，希望不再回來的地方。漫遊者在這個時代注定要經受這樣或那樣的折損，他們的靈魂注定將在遊蕩中漂遊不定，忍受空洞無依，他們的身體也將在漫遊中失去庇護而忍受貧寒和困頓。事實上，晚生代小說家中許多人的真實的生存狀態就是這樣的，他們不是什麼專業作家，也沒有固定的單位，沒有職銜，沒有工資，甚至沒有房子，他們處於體製之外，在身份上處於一種“出去”的境地。
障礙
這個詞來源於韓東的一篇小說的題目。晚生代作家體驗順遂似乎有相當的困難，他們對於世界的信任已經不能和80年代的小說家們相比，那個時代的人們盡管現實處境不如今天，但是在心靈的地平上他們卻較今天的晚生代擁有更大的對於世界的可改造性的信任。如何將世界改造得可以居住？這是他們在小說中體驗想象力的一個中心，而今天的晚生代已經失去了這樣的信念，他們在世界中的遊蕩處境使得他們根本就不把世界的可居住性放在眼裏，在他們那裏世界隻是因為擁有了我的存在才存在，世界僅僅是因為是我的世界才有意義，因而他們的目標是內化的，向著自己而來的。
魯羊在他的《出去》的引題用了“如何將屋子改造得可以居住？”這樣的一句話，然而魯羊的解決之道並不是去“改造”，而是如我們前文已述的，是“出去”，從屋子中走出，這種出走顯示了晚生代小說家對於在世之道的獨特理解：世界已經變得不可改造，唯一可能的自救方式是個體性的出走。我們不能把晚生代的這種對於客觀世界的不信任看成是他們的過於悲觀，或者認為他們在這個世界體驗障礙的能力要比體驗順遂的能力更甚。支持晚生代寫作的核心已經不是對順遂的浪漫懷想，而是對生命的艱澀阻滯的感覺，傳統的外在世界的樂觀主義讓位給了個體內在生命的悲觀主義。
韓東的《障礙》是這方麵最好的小說之一，它表麵上看來似乎隻是寫了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表現的似乎也隻是情愛和友愛衝突的古老主題，其實不是這樣，它在深層上表現了晚生代對於世界的獨特的體驗方式：障礙感。障礙在這裏是作為人的本質的生存處境來感受的，它內在於人的生命以至於不可驅除，這是晚生代不同於以往任何小說的地方。在《障礙》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愛、人與人之間的友愛都處於萬劫不複的障礙之中，在這裏我們看不到結構傳統小說、戲劇中的“矛盾”、“衝突”。傳統的衝突、矛盾之所以是衝突和矛盾就是因為它們是可以解決的，是人體現其主體力量的一種工具，它終將為人的主體性力量所擊毀，因而這種衝突和矛盾也是外在於人的生命的。但是在晚生代那裏，“矛盾”和“衝突”變成了一種更為內在的障礙感，它是生命的殘損和不爽，是模糊的頹敗的氛圍和意義含糊的破裂感，是溝通的無法獲得，是交往失敗的必然性，一·22·○文論百家○文論百家○切仿佛都在障礙之中。在韓東的另外一篇小說《為什麼？》中，李馮、山初、王一民之間理智與感情的障礙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它們根本無法溝通，使人悲觀的是這種障礙是無形的，它源自我們的生命本身，它對我們來說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我們被它左右而不是左右它。當然我們也可以像道德理想主義者做的那樣將它簡單地歸之於倫理道德的淪喪（世界變得缺乏基礎規則）或真摯感情的消潰，但是這種空洞的說法於世無補。小說《障礙》使我們發現浪漫愛的消潰不是障礙的結果而是障礙本身，愛的信仰已經崩潰，人與人之間的深度交往已經不可能了。剩下的隻是有限的“接觸”而已。
晚生代小說家對障礙有著天然的感受力，東西在《沒有語言的生活》中寫了一種沒有語言交流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小說人物的身體上的殘疾是一種象征，它是我們這個時代人和人之間本真的障礙關係的隱喻。丁天的《張利國和劉英》中主人公夫婦淡漠索然的生活也是源於這種障礙。吳晨駿有一篇小說的題目就叫《對一個人我們能了解多少》，這篇小說對人和人之間達成理解的可能性進行了深度質疑。障礙有時是由知識帶來的。韓東小說《乃東》中主人公與鄉親、父母，特別是與婦女們交往時的隔膜，《母狗》中小範看到兩隻狗交媾說出“誰用繩子把它們拴在一起了？”便引起全村人的嘲笑與戲弄……這類障礙是一個知識者不能融入鄉村生活的障礙，知識使它們看起來比鄉野村夫高人一籌，但是也正是知識使它們在村人麵前矮人一等（他們分不清麥子和韭菜）。《西天上》（韓東）中將這種障礙感發展到極限，趙啟明和乃東以及小範不一樣，他堅守自己的立場，甚至將自己和村人隔絕開來，然而障礙也因此擴大了，在中國這方土地上拒絕融入大眾就意味著也被大眾拒絕，所以趙啟明的悲劇幾乎是必然的，當然他主動融入大眾也同樣會帶來悲劇，甚至是一種更為嚴重的悲劇。障礙也發生在城市中，邱華棟一係列都市小說寫的就是外省青年對於京都大城市的無法融合，外省青年和京都的障礙感是邱華棟小說的主要結構要素之一，邱華棟的小說中總是活動著一個試圖突破障礙融入京都的外省青年。而韓東則將這種障礙感本體化了，韓東筆下的城市障礙感是那些天生就寄生在城市，卻與城市的繁華、喧嘯無法融合，他們仿佛天生就是城市的敵對形式，在《火車站》、《父親的獎章》中他描寫了城市和人的對峙局麵，在城市和人的對峙中城市成了壓抑者，城市與人的關係異化了，人創造了城市，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新的障礙：高樓大廈在大街上拔節生長，商場市場以一種加速度的形式吞吐著黑壓壓的人群，夜晚降臨，到處燈紅酒綠鶯歌燕舞，但是在紅唇與霓紅燈的另一麵，城市也產生了它的對抗形式：遊蕩者，他們對城市的一切感到障礙，他們以一種難以克服的障礙感服從著城市的法則，在城市中漂遊不定。魯羊有篇小說《在北京奔跑》，仿佛寫了感情溝通得以可能的交往，仿佛對透露了愛情來臨的體解，但是縱觀全篇，彌漫在小說四處的基調性的感傷依然透露了小說家的困頓：愛情的理解隻是一瞬間的，我們的感動僅僅因為它突然來臨然後又突然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零餘
這是一個人口爆炸的時代，我們並不為這個世界所需要，可是我們依然來到了這個世界，在這個擁擠的世界上我們的降生就宣告了我們的零餘處境。對物的欲望使得人們總是將物體驗為缺乏感，物在被欲望中因而覺得缺乏，唯有人，我們顯得那麼多餘，我們不為世界所需；這是一個非激情時代，在情感生活的真空中，在愛情的缺席中，我們○文論百家○文論百家○·23·不僅體驗了在物的世界中的零餘者處境，同時更體驗了一種情感世界的零餘者處境，我們不能擁有感情同時也不能被感情擁有——我們不能在感情上體驗被別人需要。晚生代對於現代人的這種景況的反映可以說是最深刻的。他們大多出生在60年代，在少年時代經曆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匱乏，他們是匱乏時代的產物。但是匱乏本身並不能激起對匱乏的體驗，相反隻有富有的對比才能使匱乏顯出匱乏的麵目。晚生代作家正是在這一點上優於他們前輩，他們有幸在80年代看到了外麵的世界，看到了精神和物質的富有形式，因而他們才真正地懂得了自己是如何地和匱乏結合在一起，如何的生存於一種世界性的零餘處境中。
正是在這種背景上，對欲望的肯定性書寫才來到晚生代的小說中的。邱華棟在《手上的星光》中說：“我終於決定，也許我會像王朔一樣靠寫作發財和掙得愛情。我終於決定寫作。”何頓的《就這麼回事》、《告別自己》、《無所謂》等小說也充分表現了對世俗社會金錢價值的認同。對欲望的肯定是晚生代的自我確證方式。一個感到自己的零餘處境的人，一個始終與匱乏感生活在一起的人，他用什麼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對物的占有。他以他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占有的分額來證明自己的地位，並從中體驗自己的被世界所需要，隻有這樣他才能和自己的零餘感相抗衡。他感到金錢可以使他擁有主宰世界的力量，他通過主宰世界而確證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這就是在晚生代的小說中我們見不到道德理想主義小說那種對於商品化世界的拒斥、義憤以及蔑視，相反我們看到的總是對於商品世界的追求，物欲從道德主義者的羞羞答答的遮羞布之後被拉出到了前台的原因。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依然不能說這代表了晚生代對於商品社會交換法則、金錢本位、物欲中心的整體性的認可。
我得嚴肅地說在精神本質上晚生代和商品時代的物欲本位是敵對的。他們盡管在小說的文本中展現了對市場經濟時代金錢地位的認可（如朱文《幸虧這些年有了些錢》、邱華棟的城市人係列小說），但是從終極意義上說他們並不是物質主義者，他們的思想形成期在80年代，80年代的人本主義思潮對他們的影響是太大了，他們的小說中依然保留了對於真理、意義的信念，盡管這已經不同於前代小說家的信仰，盡管他們在文本的表層著意地解構這種信念（故意地解構其實是“心中存在”的證明）。韓東的小說中總是包含著伏憂隱痛，畢飛宇的小說中總是包含著對人性的深度挖掘，朱文的小說總是浸染著一層無法抹去的感傷，魯羊對於人的理想存在的孜孜以求，李馮對於曆史中人的詩意生存的浪漫懷想……這些都是晚生代小說家內心深處人本立場的存在蹤跡。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人本立場的隱性的存在，才使他們對自己的零餘處境體驗更深：在這裏零餘是作為一種對世界無用、於世無補感而被體驗的，他們在整體上感到對物欲的無法反抗，對總體的人的物役處境無能為力。對物欲的認同是“無能為力”、“無法反抗”之後的被迫選擇，因而它包含著極為嚴酷的精神自虐，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會在晚生代小說中品出一種難以言傳的困頓和感傷。
所以晚生代小說中的人物總是一些非英雄的小人物，他們對於世界沒有大恨大愛，大痛大哀，他們不期望改變這個世界，他們性格模糊，姓名含混，零餘於世，軟弱猶疑。朱文筆下的男性主人公幾乎都叫小丁，魯羊筆下的男性主人公幾乎都叫馬餘，他們和李馮筆下的李敬等等人物構成了晚生代人物畫廊的特殊景觀：人的無名化。朱文筆下的小丁們總是感到時間無法打發，他們對綿綿無盡滾滾而來的時間感到厭煩，如何打發時間成了他們的一個重大問題。小丁們不分場合不分時間地與一個不美麗、不動人、不高尚，絲毫也不能令他感動的女人躺在床上，這裏有·24·○文論百家○文論百家○性無情，有的是厭煩而不是感動，是欲望的交換而不是愛的熾烈情的永恒。然而小丁們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小丁們隻有借此才能打發時間——這樣總比在時間中懸浮著痛苦無依要好，雖然隻是好那麼一點點，但在沒有別的方式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還能怎麼樣呢？小丁們對性的態度就是據此提供的。讀晚生代的小說我們感受最深的就是主人公們的無依無著的生存狀態，他們身處於欲望的時代，無法抵抗欲望的浸染同時又不能和欲望充分地合謀，他們麵對的是一種尷尬的局麵，但是他們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應付這種尷尬，小丁和馬餘們神經脆弱、體力虛弱、性格軟弱，他們什麼也幹不成，甚至他們的性也是次等的，他們的性對象常常是“那些二手貨”、“別人用剩的”，因為他們對一切都沒有激情，即使是對性、對愛情這種本為激情的東西。
別指望在晚生代的小說中發現英雄，特例獨行的英雄已經抽身而去，這是一個沒有傳奇沒有英雄的時代，在激情的廢墟上生活的晚生代小說家注定隻能為激情唱挽歌。他們的主人公注定是那些零餘型的人物，他們名字雷同，沒有個性，他們的個性消失在了欲望的同一中。晚生代小說家深刻地意識到了人的這種非個性、非個體局麵，個體的人的淪失——晚生代小說家給他們的人物的取名的方法暗示了一個意指：在這個時代“個人”已經不在場，因而名字也沒有了意義，人已經失去了直麵世俗的力量，反抗物役的勇氣，人在巨大的物麵前變得渺小而無力，對世界毫無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晚生代小說中的人物又是這個時代的零餘者典型，他們身份模糊、個性曖昧、行動含混，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若即若離，他們無法充分地融入到這個商品化的時代中，又不能脫離這個時代，因而他們在精神上是分裂的、矛盾的。將他們簡單地說成是物欲主義者是不真實的，他們的思想中有著極為深刻的矛盾。晚生代小說家在整體上表現了良好的知識素養，他們幾乎都有學士學曆，其中受過碩士教育的也不乏其例，他們更有獻身文學的無以倫比的勇氣，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在放棄了正式工作之後在沒有物質保障的情況下寫作，從他們的知識以及獻身文學的精神準備上說他們應該寫出劃時代的作品。但是他們的知識素養還沒有和時代的激烈變化著現實結合轉化為一種思想的深度。他們都還過於年輕，他們從事文學的時日尚短，對於周遭的急劇變化他們尚沒有一種根本性的理解，在今天這個文化失範的時代，麵對急劇的文化轉型留下的文化落差，他們還無力理出清晰的頭緒，這使得他們小說的主題意象表現得有些模糊，他們的態度是曖昧的、猶疑的、困頓的，他們無奈地表現了總體上的非激情主義、非英雄主義，然而我寧可相信這種模糊是向著深度掘進的表征（從另一個方麵講我們這個時代本身也是模糊的，它的澄清與明朗尚待時日），我不願意像某些批評家所認為的那樣將他們說成是物欲主義者、流氓文學家、性狀態小說家。簡單地道德主義地抨擊他們是容易的，難的是對他們深層本質進行探究，理解他們在物欲圍困中所體驗到的傷痛處境。我感到晚生代小說家正在向著這個時代的深層進發，他們擁有無限的未來。即使是今天，他們的曖昧與模糊的時代意象，我也認為比那些簡單的道德批判者要深刻得多。
注釋：
①《寫作與逃離》，見興安編《蔚藍色的天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
②《女性寫作：斷裂與接合》，《中華讀書報》，1996年1月10日。
③《致命的飛翔》，《回廊之椅》，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畢飛宇：《敘事》
Ambiguous Images in the Non-passion Age
——The Theme of the Late Novel
◎Ge Hongbin
All the images of our time are vague and ambiguous, swaying and chaotic. An urgent sense of the end century chases us like a wolf, thus, we can\\u0027t stop with continuous arrogation, breaking through and getting rid of ,then getting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Under the scene, people are afraid of becoming obsolete and have to refresh themselves constantly. In this era, there is nothing to be fixed, timeless, transparent and thorough. Everything is in the midst of fickleness, which seems like a slow camera and fast-moving objects. What our eyes can catch for the fast-changing world is just blurred and flashing shadow. The birth of the late novel is a part of the shadow. It no longer owns clear title imaginations like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past , or lucid and unified theme mentality such as scar literature, reform literature, and root- seeking literature,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the novels of the late generation. What it includes is just some vague images of the materialized age. Therefore, there is big difficulty for the thematic research of the late novels . We can still figure out some clues from it, although it is a risky approach.
Body
The rapid changes are taking the world out of our grasp, and the outsid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nreliable and incomprehensible, what we can base on is only our feelings, consciousness through our bodies (the only tool we can trust), what we can arrive at is only our own sentimental existence. In a changeable, unpredictable world, we can’ t have any fixed “I things. Only our body we can say “is ours”, which is the only proof of ourselves. “Our Body” (The name of a novel collection of Han Dong ): The late generations establish the priority of some words like sensibility, individual and self with it.
Novelists of the late generation like to talk about the body. For instance, “That huge mental system attaching inside my body and nothing to do with my body is a broken stalk \\\"Children\\u0027\\u0027 adrifting for many years\\u0027\\u0027, Chen Ran said. ① \\\"The men tempted to chase for secular fame, while women have bodies and they are bodies, causing more write about it\\\", Xu Kun said.② \\\"She likes her body a little sickly, and the convex and concave body under the delicate cover. Sometimes, she will take off all her clothes when she is alone, admiring her naked body repeatedly in the full-length mirror\\\", Lin Bai described with his figures.③ Late writers show a strong narcissistic tendency in this respect, such as Weihui\\u0027 s \\\"Paper Ring\\\", which shows \\\"my\\u0027\\u0027 self-pity and self-love emotion over the novel under the lens of the lover filmmaker . \\\"I\\\" am young and beautiful, \\\"I\\\" am talented and ingenious, \\\"I\\\"am longed and admired by the opposite sex...The whispering muttering conveys the self- entertaining body experience in the realm of righteous indignation.
The people in the novels of the late generation are the people with the emotional body rather than the ethical soul. The late writers first regard them 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and they have unique faithfulness to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d and sentimental world ,which is a philosophy of the body. It confirm the legitimacy of the humanbody · 19· and the son is no longer a sample of filial piety and obedience. They are active in this world as equal bodies, which is shown more clearly for Bi Feiyu, \\\"The human body is the only clue and narrative language to history\\\", he said.④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not isolated but popular in the novels of the 1990s.For instance, Over and over, Qiu Huadong s description of the desire of the city, He Dun\\u0027s identified description of civil society, Chen Ran\\u0027s \\u0027\\u0027Private Live\\\" and other novels directly reveal the existence of female bodies.Some He Dun\\u0027s novels such as \\\"That\\u0027s It\\\", \\\"Farewell From Self\\\", \\\"Indifferent\\\" have fully express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society and the perceptual existence of people, as well as the negation and rejection of the soul world. In this mode,the novel narration is an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the affirmation of \\\"my body\\\" and the fallacious negation beyond of the soul that we insisted on the p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