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爾德·布萊克費恩原是高盛總裁，2006年5月亨利·保爾森去華盛頓之後，便接替保爾森成了首席執行官。勞爾德是一個郵政職員的兒子，住紐約市公共廉租房長大，他上過托馬斯·傑斐遜中學，代表1971級學生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辭。他靠一份獎學金上了哈佛，1978年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勞爾德最初在紐約一家著名公司擔任公司稅務律師，但由於和法律比起來更偏愛商務，他便加入高盛的大宗商品交易子公司，做一個金條和金幣銷售員。不久，他又找到了非常合適自己的工作，當一名交易員。他管理其他交易員和交易風險的能力讓他升到了公司高層。他現在50多歲，身材矮小，已開始禿頂，對人熱情友善。他給高盛公司內守舊派留下的印象是：深邃的思想家，靈活的戰略家，能帶來成效而不知疲倦的領導人。他也有很好的平衡感。2008年9月，在忙碌地參加一係列會議——一周緊連一周——之後，他和一位同事又奔向在紐約聯儲召開的另一個會議，同事抱怨說經過一整周的高度緊張，已經精疲力竭了。勞爾德卻回答說，他應該正確判斷事情的重要性：“嘿，你坐著奔馳車馬上就要到美聯儲了——又不是在奧馬哈海灘，從一艘遊艇裏出來。”
2008年12月，在公司先前的合夥人年度聚會上，勞爾德向與會者保證說，雖然不知道前方道路如何，但他深信公司有了充足的資本和優秀員工，總會找到辦法適應必須適應的形勢，並仍將是市場領袖。“我們會通盤考慮，然後去做該做的。”我們在座的有些人，先前已不隻一次從勞爾德的前任那裏聽到過同樣的感想和看法，那都是公司在過去三四十年裏也必須通過調整適應才能生存的時候：20世紀60年代末後台管理係統危機發生的時候、1970年賓州中央鐵路破產之後、石油衝擊到來之後、固定傭金率於1975年廢除的時候、20世紀80年代初市場實現國際化的時候、1987年股市出現大崩盤的時候、1994年和1998年股市又出現崩潰的時候、《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被廢除的時候、科技股泡沫爆裂之後、斯匹澤提起訴訟的時候、《薩班斯法案》出台之後。適應和改變是這個行業中尋常而必須做到的事情，獲得成功的公司都得常常重新塑造自己。這樣的公司也就是既沒有破產倒閉也沒有被並購的公司。高盛都很好地完成了曆次調整和重塑，2009年，它是唯一的一家20世紀60年代已存在而至此仍在自己的名義下運營的重要公司，從未將控製權交付他人。
2008年之後，高盛不得不麵對銀行業的更多挑戰。在寫給《金融時報》的一篇特約文章中，勞爾德認為“自律也有不足之處”，危機之後，銀行業的問題在於，與一直受到的監管相比，銀行業需要更有效、更全球化、更加協調的監管；他又說所有金融機構——規模大到足以“在一次危機中對係統產生負擔”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也就是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和對衝基金）——都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管。他提出了好幾個具體的公司最佳管理辦法，涉及風險管理、會計係統和管理人員薪酬，都是高盛已在采用的。他的用意可能是想影響即將到來的有關監管的大辯論，他預計這場辯論將在未來數月出現。他在文章結尾處，呼籲政府不要把監管提高到這樣的程度：“把風險完全從係統中排除出去，最終使經濟增長付出代價。”
銀行救助計劃
2008年，隨著銀行處於極度困難的境地，為了保持清償能力，它們做了很多努力。有些銀行自行籌集了新資本，但也有數以百計的銀行轉而向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尋求資金，一直到最初的3 500億美元融資多數已作出承諾為止。然而，隨著金融危機進入第三年，問題是，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由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正威脅著要求銀行再核銷多達1萬億美元的資產，也有其他機構估計，甚至會出現更大的損失。好幾位經濟學家說，美國銀行係統已無償債能力，因為銀行資產的市場價格紛紛下跌，抹去了銀行剩餘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