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軍人，當然看重軍旅詩。我即使寫軍旅之外的題材，也帶著軍人的眼光，調動的是軍人的感覺係統。這一點，李瑛、謝冕和呂進的序中都提到了。呂進在序中說，“他是有自己的藝術套路的”，這談不上。如果硬要說我有些“套路”，也隻是對新時期的軍旅詩該怎麼寫，有我自己的一些見解和實踐。我曾為《解放軍文藝》寫過一篇短文《軍旅詩“三味”》，照錄如下：
一曰“兵味”。軍旅詩要樂於寫兵，善於到士兵中去發現“詩”。士兵的訓練、戰鬥，士兵的精神世界、感情經曆，都是很豐富的領域。我在老山前線開始寫詩，寫的都是士兵們的戰鬥生活，如《鋼盔》
、《迷彩服》、《貓耳洞人》和《穿綠裙的男兵》，以及長詩係列《貓耳洞奇想》等。那些詩，表達的都是士兵們熾烈的戰鬥情懷。後來寫的《我們在雪裏行軍》和《西部士兵》，以及組詩《老兵》等，則是寫的士兵們在和平日子裏的生活。無論戰時、平時，士兵中都蘊藏著豐富的詩。將“兵味”放大一點，就是寫軍人、寫軍隊、寫軍事題材。再放大一點，就是用軍人的眼光去觀察非軍事事物，寫出來的依然是充滿軍人氣概的詩。我去看雲岡石窟，發現這些石佛“一個都沒有帶槍”，他們未能守住北魏創立的江山。
二曰“硝煙味”。眼下，伊拉克戰爭正打得濃煙烈火、舉世矚目，巴格達已兵臨城下，陷落在即。人類戰爭並沒有離我們遠去。關注戰爭是軍人的天性，軍旅詩應該對戰爭保持一分獨有的敏感。中國經曆過的戰爭，世界上的戰爭，過去的戰爭，未來的戰爭，都能點燃軍旅詩作者的情感烈火，或愛或恨，或同情，或思索，或鞭撻，或詛咒，都可成詩。我寫的《南方炮台》、《和平鴿》、《巴爾幹的槍聲》和《未來戰爭》等，都是這樣的作品。
三曰“人情味”。人情味是新時期軍旅詩的重要特色之一，這與軍旅詩應當高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旗幟並不矛盾。我在老山戰場上寫的《戰爭和我的兩個女兒》、《妻子給他郵來一聲啼哭》、《老山風靡相思豆》、《黑孤岩·綠芭蕉》和《陣地上的一窩雞》等，都是表現人情味的。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軍中都充滿了這樣的人情味，何況平時？我於2002年夏天訪問俄羅斯，回來寫了篇散文《朱可夫雕像》，其中寫到了朱可夫極重親情的一麵。朱可夫是一位“戰神”，他經曆的戰爭、打的硬仗惡仗比誰都多，他都如此富有感情，何況普通軍人？軍旅詩若不深入軍人的情感世界，也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
四、我的政治抒情詩
現在有些人回避政治抒情詩，其實大可不必，任何時代都有政治抒情詩。唐詩中，李白一向被稱為是浪漫詩人，其實他寫的政治題材詩歌並不少，比如他的《古風》五十九首，其中不少是政治題材的詩。杜甫的《三吏》、《三別》更不待說。依我看，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可歸入政治抒情詩（有的研究者認為《長恨歌》後半部分是愛情詩）。宋朝，蘇東坡的詞《赤壁懷古》、詩《荔支歎》同樣可歸入政治抒情詩一類，等等。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專家們怎樣分類，我沒有去逐一查對。
家國精神，是中國詩歌傳統的脊梁；憂國憂民，是中國曆代詩人的精神擔當。
五四以來的新詩史，伴隨著中國革命鬥爭曆程，政治抒情詩曾發展成一個大類。極“左”時期的政治抒情詩不好，讓人倒了胃口；但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詩獨領風騷，曆久彌新。《天安門詩抄》作為那個特定時期產生於民間的政治抒情詩，成為新時期詩歌的報曉鍾聲。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局勢經曆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終結、“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目前仍在動蕩之中的北非和中東亂局等等。中國結束了十年“文革”災難，經曆了破除極“左”思潮、衝破改革開放思想阻力的艱難曲折，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起飛和社會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作為一名當代詩人，親身經曆了這一切，曾經有過長夜難眠的深深憂慮和苦苦思索，也有過歡慶和喜悅，以及麵對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諸多新問題的再度思考，等等。這些，常常促使我有感而發，寫了不少政治抒情詩。雖然這些作品有的過於直白，有的詩意甚少，但它們畢竟真實記錄了我在經曆世界局勢和中國社會劇烈變動時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我的創作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