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嚐標舉“知人論世”之義，論世者何？以今語釋之，則觀察時代之背景是已。人類於橫的方麵為社會的生活，於縱的方麵為時代的生活。苟離卻社會與時代，而憑空以觀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動作，則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輕下批評，未有不錯誤也。故作史如作畫，必先設構背景；讀史如讀畫，最要注察背景。舊史中能寫出背景者，則《史記·貨殖列傳》實其最好模範。此篇可分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極”起，至“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止，為第一段，略論經濟原則及其與道德之關係。自“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起，至“豈非以富耶”止，為第二段，紀漢以前貨殖之人。自“漢興海內為一”起，至“令後世得以觀擇焉”止，說明當時經濟社會狀況。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紀當時貨殖之人。即以文章結構論，已與其他列傳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蓋認經濟事項，在人類生活中含有絕大意義，一切政教，皆以此為基礎。其見解頗有近於近世唯物史觀之一派，在我國古代已為特別。其最精要之處，尤在第三段：彼將全國分為若幹個之經濟區域。每區域尋出其地理上之特色，舉示其特殊物產及特殊交通狀況，以規定該區域經濟上之物的基件。每區域述其曆史上之經過，說明其住民特殊性習之由來，以規定該區域經濟上之心的基件。吾儕讀此，雖生當二千年後，而於當時之經濟社會，已得有頗明了之印象。其妙處乃在以全力寫背景，而傳中所列舉之貨殖家十數人，不過借作說明此背景之例證而已。此種敘述法，以舊史家眼光觀之，可謂奇特。各史列傳，更無一篇敢蹈襲此法；其表誌之記事，雖間或類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會狀況者，則竟無有也。吾儕今日治史，但能將本篇所用之方法，擴大之以應用於各方麵，其殆庶幾矣。
史跡複雜，苟不將其眉目理清，則敘述愈詳博，而使讀者愈不得要領。此當視作者頭腦明晰之程度何如，與其文章技術之運用何如也。此類記述之最好模範，莫如《史記·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印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此對於極複雜之西南民族，就當時所有之智識範圍內，以極簡潔之筆法，將其脈絡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與夫社會組織之大別，及其形勢之強弱。以下方雜敘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複以淩亂為病。惜後世各史之記事，能如此者絕希。例如晉代之五胡十六國，唐代之藩鎮，皆史跡中之最糾紛者；吾儕無論讀正史讀《通鑒》，皆苦其頭緒不清。其實此類事，若用《西南夷列傳》之敘述法，未嚐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舊史或用紀傳體，或用編年體，以事隸人或以事隸年，其勢不能於人與年之外而別有所提絮，是故使學者如墮煙霧也。
自《史記》創立十表，開著作家無量法門。鄭樵《圖譜略》益推闡其價值。《史記》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後人乃漸以應用於各方麵。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事跡，重新組織一過，而悉以表體行之，其便於學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國之事，試一讀齊召南之《曆代帝王年表》，已覺眉目略清；若更為下列之兩表，則形勢若指諸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