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9世紀的上半葉，或更長一些時間，法國、德國、俄國，甚至還有美國，大部分國家預算取自於間接稅和關稅；1870年後稅收收入有所增加，但還不足以應付軍事和殖民地開支的增長或公共行政承擔的新任務。與工業家不同，農業各階層首先行動起來，反對增加直接稅，同時封鎖了來自烏克蘭(已有鐵路銜接)的小麥以及來自歐洲以外的其他農產品(因蘇伊士運河開通和海運費用下降而大量擁入舊大陸)的通道。另一方麵，熊彼特認為，1873年後價格下跌的勢頭超過1929年至1930年大危機時期。不僅如此，隨著美國的糧食、印度和日本的絲綢、亞熱帶地區的食油和水果逐步占領英國市場，農產品向英國出口以換取製成品的有利前景日漸暗淡，要求全力以赴維持自由貿易政策原則的呼聲也大為減弱。
意大利也出現了這種看法，因為競爭和物價下跌暴露出意大利農業結構比其他國家更為脆弱。然而，為改變現行經濟方針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工業力量；這種力量雖沒有德國和法國那樣的實力，但以咄咄逼人的姿態提出保護主義計劃，成功地牽住了北方農業資產階級和南方食利者的鼻子，製服了德普雷蒂斯政府最後的猶豫不決的態度。由於白銀下跌以及受俾斯麥德國和美國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國際市場正經曆著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工業家比其他社會集團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在關鍵時刻，亞曆山德羅·羅西參議員起著重要作用(上麵已提到他為工業化做了長期的鬥爭),他利用北方地主情緒的變化，使旨在擺脫“農村保守主義”困境的新經濟方案得以推行。當時，原先反對工業保護主義的力量確實已大為削弱。1886年至1887年間，意大利的自由貿易派在一場超越其樂觀主義宿命論模式的危機麵前已束手無策；對其保護舊海關政策中的經濟幼稚病的批判，隻能用固執的、形式上的空洞理論來對抗。
實際上，與地主要求改變海關政策的目的相比，工業家的活動有著更廣闊的天地。由於經濟體製危機的逼近，工業家在幾個月內就達到了10來年一直追求而未達到的目的，即使議會和公眾輿論相信，有必要讓國家了解大企業的出現以及現代工廠無產階級的成長是一場激動人心的經曆，也要讓國家看到都市化以及公共開支驟增所產生的不祥前景。采取保護主義並非自由貿易的一種“有目的的、臨時的照顧”,亦非與政治領導人達成的短期戰略協議。堅定地走保護主義道路的意誌符合國家進行調整性幹預的要求：即修改市場規則，支持經濟和社會製度的全麵發展，使其與保護和發展工業生產協調一致。同時，意大利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民族工業的發展一旦得以保護，就能確保有新的從業機會，雇傭勞動就有更高的收入。這種信念確是一個向政府施加策略性壓力的有力論據，也是動員大部分工人階級的有效工具。勞動者協會、互助會、各行業聯誼會均被動員起來，通過集會、請願和宣傳，一致聲援為保護工業、抗擊外國競爭所展開的鬥爭。
1876年後曆屆政府也已逐步放棄統一後頭20年內指導海關政策、經濟立法、信貸體製、公共幹預的極其狹隘的農業觀念。與德普雷蒂斯一起上台的領導集團並不像曆屆右派那樣害怕城鄉古老關係的破裂，害怕不安分的工業無產階級的增長。相反，他們通過1882年的選舉改革重新估價了城市選票的分量，力爭擴大工業資產階級對政治經濟的影響範圍。
另一些外交和財政因素也有助於海關製度的修改。首先，當時國際關係中以及意法貿易往來中占優勢的仇法思想，尤其在1882年巴黎政府竟欲打擊從意大利進口的肉類及畜類之後，促進了意大利農業生產者和紡織工業家間第一次廣泛的利益一致。在取消首批“戰爭什一稅”以及減少土地稅後，用某種形式來補足國家預算中這些微小稅收收入的必要性也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人士和大銀行界都希望借助新關稅所引起的物價上漲來消除建築業危機對金融活動的消極影響，這對逐步采取保護主義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向土地投入新資金以及實行糧食保護主義後，農業投資的恢複被視為緩解農村社會鬥爭激化的唯一良藥，不然會同法國一樣，農村社會鬥爭的激化有為和無政府運動打開很大缺口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改變經濟方針的必要性與挽救\"多數派變化論\"的政治——社會目標的結合日益明朗，從而回答了有關從李嘉圖模式到李斯特模式、從“雅各賓自由貿易”到激進的保護主義這種強製性分階段轉變的一些最新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