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舉製度是中國曆史上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製度。它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消泯於清末。而唐朝可以說是科舉製度真正發展起來的時期，它對漢代到魏晉南北朝的選士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汲取，詳明嚴密地開創了考試取士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客觀標準，也就是選賢任能。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識分子就有了打破舊的嚴格的封建等級界線，進入仕途的機會。
然而，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庶族們的平步青雲讓養尊處優的士族們感到強烈的心理失衡。於是，正當文人才子們寒窗苦讀，為擠過這道狹窄的入仕門檻而爭得你死我活、頭破血流的時候，一場政治鬥爭在文人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就是“牛李黨爭”的時代背景。在當時，有兩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生牛僧孺、李宗閔對此毫不知情，一門心思想著如何中舉，卻在不知不覺中踏入黨爭的泥淖。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長安製科考試，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得到考官的賞識，但因為二人的考卷中抨擊宰相李吉甫，於是李吉甫從中作梗，對二人久不續用。誰知，此事卻引致朝野嘩然，他們爭相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嫉賢妒能。唐憲宗迫於壓力，隻得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兩派，互相對立。但真正的“牛李黨爭”，是在牛僧孺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後開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間，牛僧孺曾一度為相，一次科舉考試由牛黨人物錢徽主持，其中牽涉李宗閔等人。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閔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結果，李宗閔等人被貶官，鬥爭逐漸趨於複雜化。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兩黨相互傾軋四十餘年。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複中央集權；牛黨反對對藩鎮用兵，主張姑息妥協。
其實，這樣的爭論有一定的曆史意義。可是，自長慶以後，黨爭的內容已經絲毫看不到有意義的內容，而完全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唐代黨爭已經完全演變成一場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這正是唐代黨爭的實質所在。官僚之間的鬥爭不斷升級、擴大。
那麼，牛李黨爭之事與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隱又有何幹係呢？為什麼說李商隱是牛李黨爭的犧牲品呢？原來，這一切都與牛黨的令狐楚有關。據《舊唐書·李商隱傳》的記載，李商隱少富文采，儒雅風流，深受當時鎮守河陽的令狐楚的賞識。如能得到令狐楚的引薦，李商隱的仕途必將一片輝煌。可不巧的是，河陽侍禦史王茂元也對李商隱青睞有加，並將女兒嫁給了李商隱。王茂元是李黨領袖李德裕的親信，李商隱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無形中就是靠攏了李黨。令狐楚知道此事後，大罵李商隱背信棄義。李商隱多次解釋，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諒。
由於處境尷尬，李商隱既沒辦法與牛黨交好，失去了被引薦的機會，又不想借著嶽父的關係走入政壇。再說李黨對於李商隱曾與牛黨親密接觸的事情始終有所忌憚，更不可能舉薦他。結果，滿腹經綸、才情高絕的李商隱一生備受冷落，黯然而終。對於李商隱而言，他的心中並沒有黨派之分。不然，他也不會私下結交文人，從不過問對方黨屬。不過，他心裏坦蕩自然，並不等於別人同樣擁有君子之心。憑君子之心結識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終呢？
看曆史上曆朝曆代“朋黨之爭”，漢、明兩朝主要是宦官與外戚或朝臣的權力之爭，宋朝則是朝臣的政見之爭，唯有唐朝的朋黨之爭是公卿顯官集團（李黨）同豪強地主、暴發戶庶族（牛黨）之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