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者李存山曾如此評價過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如果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有很多曆史學家也曾有過類似的言論，極大地肯定了範仲淹“慶曆新政”的優秀，認為他的新政如果能夠順利進行，也就不會有王安石變法。可是，時代並沒有給範仲淹盡情發揮的空間，宋王朝就這樣失去了圖強的機遇。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與君主昏聵有一部分關係，與時代背景也有關係。當時，宋王朝正麵臨著西夏強兵的威脅。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宋軍麵對西夏軍全麵崩潰，宋王朝隻得以歲貢來換取和平，在外交上采取守勢。此時此刻，國內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財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並嚴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時爆發的農民起義嚴重威脅著宋朝的統治。內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決心進行改革。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範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宋朝曆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開始了。
範仲淹認真總結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讚同，便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曆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範仲淹的領導下逐步開始。短短幾個月，政治局麵已呈現出嶄新的麵目：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庭關係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製；昔日單憑資曆晉升的官僚，對其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考核內容，某些領域特別優秀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考試中，突出了實用性內容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時弊，但慶曆新政的內容卻與宋朝立國的方針相衝突，這就注定了慶曆新政必然失敗。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範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
當下的形勢就是，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可是，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統治基礎。權衡之下，宋仁宗還是選擇了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慶曆五年初，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慶曆新政的失敗也與範仲淹的武將出身有關。宋朝對武將的防範必然使宋仁宗對範仲淹心懷忌憚，這不僅是範仲淹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宋朝的悲劇。
宋仁宗的個性也注定新政不會成功，想改革時急不可耐，一遇見困難就撒手不管。後來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時，竟把皇位扔給兒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較聖明的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開始都想振作朝綱，但都堅持不了多久。
宋仁宗已經是難得的一位肯一改朝政的君王。但他性格本身有著優柔寡斷的一麵，平素也比較膽小，生怕皇權被動搖。有了這種皇帝，慶曆新政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廢除慶曆新政，實際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慶曆新政為以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開創了先例，但也預先宣告了熙寧變法的失敗。這是因為，宋朝一開始就把基礎建立在一個墮落士大夫階層的基礎之上，而正是他們造成了國家的內困，造成了國家軍事上的弱勢，並最終令宋朝走向滅亡。
“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悲無歡緒。”若幹年後，南宋兵敗滅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張沒有得到實施。宋朝錯失了最後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而慶曆新政失敗時，宋朝早已將滅亡的兆頭顯露在世人麵前。
隻可憐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報國情懷，本是當世人心中永遠的痛，卻都付後人的笑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