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天，我從知青點返回縣城，進了縣裏的化肥廠燒鍋爐。鍋爐房很小，也很簡陋。鍋爐工隻有我和老黃兩個人。鍋爐房一角一間簡單的小火炕就是我和老黃兩個人的住處。本來規定我們是可以倒黑白班的，可是一到晚上，外麵的風很大，鍋爐房年久失修，窗玻璃碎了一大半，都是用牛皮紙和塑料堵上的。風一刮，發出恐怖的叫聲。
我把這個情況說給老黃聽，老黃第二天就夾了行李卷過來。“咚”地一聲丟在炕上，砸起一片白色的灰塵。老黃說：常駐沙家浜了。
跟老黃住在一起，我感覺不再害怕了。老黃這個人能講很多故事，尤其是講起女人來，他儼然就是一個專家。老黃最近的心情不佳，因為老婆死了，他的話就少了。化肥廠裏麵也風言風語傳老黃的老婆是因為老黃外麵有了女人，被活活氣死的。對此，老黃跟我推心置腹地說：我對你嬸子那是實心實意的。
那一年的冬天，特別冷。老黃在鍋爐房牆角撒潑尿，褲腰帶還沒提上，熱尿瞬間就變成了冰溜子。老黃除了愛講女人，其他方麵都很不錯。比如幹活，他從來都不欺負我。煤在院子裏堆放著，我和老黃要用煤車推進來，放在鍋爐邊上。手推車有兩輛，每天我們需要推進去六十八車煤。一般情況下，都是老黃裝車，我來推。我撒開腳丫子跑，推一車煤跑進鍋爐房，倒掉。老黃掄著簸箕大的鐵鍬往煤車上裝煤，我推著空煤車跑回來的時候，他正好裝滿一車。就這樣，我們比著賽幹活，倒是不覺得累。運完煤，我們的工作就算清閑了。鍋爐定時往裏添煤，到了淩晨，可以壓住火小憩一會兒，睡個香甜覺。
臘月二十二，拉拉屯生產隊隊長徐大嗓去大隊部，找大隊書記王鳳友借電話。電話是從拉拉屯大隊打給縣化肥廠辦公室的，找我。我正推著煤車飛奔於鍋爐和老黃兩點之間，辦公室喊我，叫我接電話。我從來沒有接過電話，愣住了，煤車也不知道放下，傻嗬嗬地站著。老黃就搶過煤車說：快點去啊。
那是第一次接聽別人打給我的電話，話筒裏麵傳來遙遠的聲音，叫我不知所措。我拿起話筒，手就哆嗦了，嘴巴也拌蒜了。我結結巴巴地問：咋了？
拉拉屯生產隊長徐大嗓說了一大堆，意思大概是我是徐大嗓，你幹娘家殺豬，叫你回去吃殺豬菜。知道你上班走不開，提前叫你請假，二麵騎著自行車來化肥廠接你。
我下鄉的知青點其實不遠，離家六十裏地，村子名叫拉拉屯。我幹娘的眼睛不好，看東西不清楚，有時候還出現重影。經常把大麵和二麵搞混，或者把大麵和二麵多看了一倍出現了三麵四麵的現象。這倒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都是自己的兒子。我下鄉就住在幹娘家，幹娘一家對我那是沒說的。我曾經問過幹娘，為什麼對我那樣好。幹娘也說不好為什麼，隻說孩子你來鄉下，跟咱們家有緣份唄。
我離開拉拉屯生產隊一年時間，幹娘很想念我。大麵和二麵又不會寫信，我寫信寄過去，幹娘也看不著。大麵和二麵就去請生產隊長徐大嗓來念信。徐大嗓很有幹部派頭，他講話不錯，慷慨激昂的。念信也很有風格，原因是他識字不多，遇到不認識的字以後，他不甘心放下貧下中農根正苗紅的自尊，一定要隨機應變順下去。凡是不認識的字他一概用“那什麼”三個字代替。
我的信時常在徐大嗓的朗讀之下變得生動起來。例如我寫給幹娘的信裏有這樣一段，徐大嗓讀起來非常有意思：想“那什麼”的幹娘，大麵和二麵，“那什麼”好，離開“那什麼”已經半年有“那什麼”了，“那什麼”很想你們。你們“那什麼”也想我吧。“那什麼”到了過年，我去“那什麼”看你們。
幹娘一直很想念我，本來過年的時候，是不打算殺豬的。一頭豬是全家一年的指望。公社的食品站收購生豬，賣生豬在鄉下叫做“毛著滾”。“毛著滾”的價錢不高，但是好處是錢整樁。殺豬零賣價錢不便宜，出的淨肉按照二八折扣率換算，幹娘家的豬毛重二百四十斤，殺出的淨肉片應該是一百九十二斤，大麵和二麵不怎麼會算賬，豬肉要交給會賣豬肉的殺豬匠，他給割肉，要付給人家一部分酬金，算下來也跟“毛著滾”差不多。這樣費力費時間，還有鄉親來買豬肉，大多是賒賬的。但是綜合起來比較，自己殺豬的話，能夠剩下豬頭，豬下水，還有豬血脖可以吃。鄉下人過日子，有時候一年就盼著這頓殺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