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代的暴君排行榜上，無論用什麼標準，都會有高洋的一席之地。
罵高洋是個變態瘋子，並沒有辱沒了他。
問題是，人都是有兩麵性的。一麵朝著陽光，正直善良；另一麵則朝著黑暗，邪惡無恥。對於曆史上的這個高洋，人們往往隻看到他狂暴殺人的一麵，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高洋善於治國的另一麵。
因為東魏和北齊的前後延續性，加上之前並沒有講到高歡、高澄執政時期的社會發展和高氏父子所做出的曆史貢獻。曆史上對（東魏）北齊王朝的關注度多集中在花邊八卦和內部殘殺上，北齊早期（包括東魏）的社會發展卻很少提及，所以在本章，就將高歡父子三人在這方麵所做出的成績統一講述。
曆史記住高歡，往往是因為他和宇文泰氣勢磅礴的雙雄決戰，就如同曆史記住高洋是因為高洋的另類行為一樣。其實高歡的治政能力同樣是一流的，並不遜色以治政聞名的宇文泰。
自北魏末年以來，天下連年戰亂，農不得耕，商不得銷，北方的天下一片破敗景象。特別是東、西魏分裂後，高歡和宇文泰在河南附近地區經常群毆，社會經濟發展幾乎陷入停頓，百姓餓死無數。
造成這種悲慘局麵，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北魏分裂後，高歡把洛陽的百萬人口整體搬遷到鄴都。對河南地區來說，洛陽就是一部輸血機，現在輸血機被搬走了，河南的災情可想而知。當然這不能算是高歡的罪過，換成宇文泰統治東魏，他一樣會掏空洛陽。
在東魏統治區內，河南是經濟最落後的，糧食儲備也基本沒有。高歡采取的對應辦法是對口扶持，即以經濟發達的燕趙、山東地區向河南輸送糧食，一方麵保持軍糧供應，一方麵讓河南百姓有飯吃。高歡的具體做法是：在黃河沿岸各州、郡、縣的渡口附近設立糧倉，通過水路運輸，把其他地區的糧食運到河南，保證軍民兩便。
東魏的經濟狀況要好於西魏，但也隻是橫向上的對比，在縱向對比上，東魏的情況並不好於北魏極盛時期的東部地區。由於軍費開支過大，高歡也感覺到了明顯的經濟壓力。
為了增加政府開支，高歡利用沿海的優勢，在幽州、瀛州、滄州、青州的海邊煮鹽。滄州和青州的海鹽生產最為發達，滄州有鹽灶一千四百八十四，占四州鹽灶總數的62％，青州有灶五百四十六，幽州有灶一百八十，瀛州有灶一百五十二。另外，在內地的邯鄲也設有鹽灶四處，應該是池鹽。四州鹽灶每年可生產食鹽二十萬九千七百零八斛四鬥，一部分留用，一部分出售換錢，極大的緩解了東魏政府的財政壓力。史稱“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政府財政的充裕，也就意味著百姓的經濟負擔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與宇文泰重征賦稅不同，高歡采取的是“輕征”政策，盡可能的惠及百姓，維護社會穩定。地方州郡在向百姓征收絹帛時，背離朝廷政策精神，不斷加重征收量，撈了不少私財，百姓怨聲載道。
高歡為了減輕百姓負擔，在興和三年（公元541年），以皇帝元善見的名義下詔，規定朝廷的征收標準是一匹布為四十尺，嚴禁多收。詔令一出，萬民高呼萬歲，史稱“天下利焉”。
東魏的土地分配製度相比於西魏要優惠一些，畢竟東魏的土地質量較好，高歡有足夠的讓利空間。東魏規定，平民男丁每人可授男八十畝，平民婦女可授田四十畝，身為奴隸者，同樣有資格授田，條件和平民一樣。如果誰家擁有耕牛，還可以多得到六十畝地，因為有了耕牛，就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賦稅方麵，東魏規定有家庭者，每年要向朝廷上繳一匹絹、八兩綿、二石墾租，五鬥義租。另外，家中有耕牛者，還要額外加收絹二尺、墾租一鬥、義租五升，畢竟有耕牛者比無牛者多了六十畝地，這些額外加租的負擔並不算太重。
墾租是中央征收的，所以要直接納入中央的糧食儲備計劃。義租屬於地方性征收標準，所收財物均由地方州郡自行調配。如果遇上荒災年份，先用地方的儲備糧救濟，地方儲備不足時，再從中央調撥。
東魏北齊的賦稅征繳，根據家庭的經濟情況，分為三個等級，即上戶、中戶、下戶。為了保證地主豪強對政權的支持，東魏財政主要是麵向中下戶征收，上戶所交甚少。
墾租的征收，根據與中央儲備庫距離的遠近是有區別的。如果在中央儲備庫五百裏範圍之內，要上繳粟，超過五百裏的，則上繳米。而義租隻收粟不收米。一般來說，上戶墾租的上繳屬於五百裏範圍之內，中戶在五百裏之外，下戶的租子直接收入地方糧庫。如果稅戶不想交糧食也可以，按當時的市場價格上繳銅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