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老子的這種“無為”作為一種政治原則和行動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因其自然”、“不越性分”。而從主觀方麵來說，就是不要有主動興事造作的意願，其行為不是出於一己之私利，而是因百姓之思而思之，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就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雖有思有為，卻不是出自聖人的主觀意誌，因此，實際上可謂是“無為”。
老子認為，聖人要想“取天下”、“治天下”就一定要運用“無為”思想。老子提倡“無為”，其形而上的依據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其現實政治理由是“我無為而民自化”、“為無為，則無不治”。這裏的“無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以最小的領導行為獲取最大的管理效益的高超管理藝術。這種管理藝術，對當今的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我國古代，有許多人認為政治上的“無為”就是指無所作為，放任自流。這是很荒謬的，因為既行政，就必然會有官員貪汙腐敗、為非作歹。對於這些自發的“惡”，如果也“因其自然”，那就是助紂為虐了。北宋《老子》的注家在鼓吹“因其自然”的思想時，極少注意到其消極影響。但當時有一個人在談到“因物之自然”時，明確提出要消除其消極思想，他就是著名的“三蘇之一”——蘇軾之弟蘇轍。可惜的是，宋徽宗卻把無為當作無所作為，終致奸臣當道，民不聊生，將大宋江山毀於一旦。
北宋皇帝宋徽宗自謂喜愛“無為之道”，但他的理解卻與老子的精神南轅北轍。在《禦解道德真經》中，宋徽宗將老子的“無為”和“因其自然”解釋成了消極地順應自然，完全放棄所為。據他的看法，“大智並觀，乃無不可”，“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無為就是“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認為就像季節的更替一樣，都是不需要人力作用，自己就可以完成。他誤認為，隻要他做到“因其自然”，就是一個好皇帝，而他所“因”的“自然”（即大臣們的各種行為）是好是壞，完全不需要他去分辨。不立一物，不廢一物，他完全忘記了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教誨，而直接步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對天下治亂采取的這種完全不負責態度，以及他對善惡的不加分辨，實際上是促進了惡勢力的發展。其結果是奸臣當道、民不聊生，最後導致了北宋王朝的傾覆。
可見，無為並非不為。不為而為，正是有為，不為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有為。
三、最高境界的領導管理
“無為而治”的深層涵義就是通過不作為而作為。它的主旨是服務、疏導，而不是濫用特權。因此，“無為”並非要領導者什麼事都不做，而是要領導者在工作中應有意識地授權、放權，把權力交給人民，讓每個人都充分發揮積極性、能動性去做自己份內的事。
1無為管理，自然而為
“無為而治”的思想，運用到管理實踐中，並加以實際轉換，可以為領導管理增添新的活力。
第一，無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裏的“無為”是指不妄為，順其自然的態度。也就是說，道是自然的，所以常無為，然而正是這種無為的道生成萬物，所以又無不為。就道生成萬物的無執無施、無意無為而言，“道”是“無為”的。就天地萬物無不是由“道”生成來看，“道”又是“無不為”的。“道”是無為與無不為的統一，是以“無為”達到“無不為”的手段。無執無為，則萬物各任其能，各適其性，同歸於化。老子認為，如果人不依自然本性行事，完全按照人的功利原則去設置行動目標並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采取盲目行為，那就必然導致人性的異化，產生大量的虛偽、醜惡和荒誕現象。老子所說的無為，並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種在更高層次上的順其自然的行為。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無為思想，並把無為具體化為三個層次：無己、無功、無名。《莊子·逍遙遊》說：“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講的就是無為境界，那麼，人們如何達到這一境界呢？莊子說聖人才能做到“無己”、“無功”、“無名”。
“無己”包括兩個含義，一是精神自由，一是排除個人成見，一切順應自然，是屬於無為範疇的。
“無功”即為主觀上沒有主動做事的願望和建功的行為，但在客觀上卻使萬物各得其所，終致建功，這可以說是由無為實現了“無不為”。
“無名”也是講“無為”，相較於名而言，“無名”屬於本然的東西，而名屬於人為的東西，實為主，名為賓，聖人應該有其實，摒其名，拋棄人為的東西。做事不注重名利，而注重實效，踏踏實實做實事，多一點實幹精神，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地方經濟發展著想，處理好名與實的關係。隻有這樣，才是真正達到了“聖人無名”的境界。
第二，“無為而治”在公共管理中的體現。
老子認為，治國不能違背人的自然本性。對黎民百姓的管理應當師法自然之道，既不可違背自然規律而妄為，亦不可離開客觀實際而強為，而應以“無為”而達到“無不為”的目的。老子和莊子反複強調，天道自然無為，人道應該遵從天道，順應自然，實踐“無為”。老子提倡的“無為而治”並不是放任自流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種以最小的領導行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積極進取的管理方法，它是管理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