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存的中國古代文獻中，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官方組織編修的各類史書。這類著作包括正史“二十四史”；曆代王朝纂修的眾多政書，如《唐六典》、《宋會要輯稿》、《元典章》、《明會典》，清朝諸帝所修的《會典》，曆朝皇帝的《起居注》和《實錄》，等等。
第二類是私人撰寫的雜史筆記。此類著述非常龐雜，主要有東晉法顯的《佛國記》；唐朝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杜環的《經行記》；宋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明代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黃衷的《海語》，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誌》，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嚴從簡的《殊域周谘錄》，羅曰褧的《鹹賓錄》，張燮的《東西洋考》，李言恭、郝傑的《日本考》，鄭舜功的《日本一鑒》，鄭若曾的《籌海圖編》，王士性的《廣誌繹》，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王臨亨的《粵劍編》，何喬遠的《名山藏》，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清代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印光任的《澳門記略》，樊守義的《身見錄》，王大海的《海島逸誌》，謝清高的《海錄》，邵大緯的《薄海番域錄》，等等。
第三類是檔案文獻，特別是明清兩朝的檔案文獻。目前已經出版的檔案文獻，主要有《明清史料》(1930年開始出版)、《文獻叢編》(1930年開始出版)、《掌故叢編》(1930年)、《史料旬刊》(1930年)、《籌辦夷務始末》(1930年)、《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1932年)、《清代外交史料(嘉慶、道光朝)》(1933年)、《明清內閣大庫史料》(1949年)、《清代檔案史料叢編》(1978-1990年)、《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1984-1985年)、《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1989-1991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1996年)、《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彙編》(1996年)、《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續編》(1998年)、《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彙編》(1998、2004年)、《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1999年)、《中葡關係史料彙編》(2000年)、《中國明朝檔案總彙》(2001年)、《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2002年)、《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2003年)、《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易檔案》(2010年)等。
第四類是沿海各省的地方誌，特別是廣東、台灣、福建、浙江、山東等省的曆代方誌。這些方誌包括省誌，府誌和縣誌，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宋代的《寶慶四明誌》和《開慶四明續誌》，元朝的《延祐四明誌》，明代的《八閩通誌》、《嘉靖廣東通誌》、《嘉靖寧波府誌》、《萬曆廣東通誌》，清朝的《康熙台灣府誌》、《康熙香山縣誌》、《雍正浙江通誌》、《雍正寧波府誌》、《乾隆廣州府誌》、《乾隆泉州府誌》、《乾隆海澄縣誌》、《道光廣東通誌》、《道光廈門誌》，等等。
雖然古代中國留下了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不少文獻，但不足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
第一，從西漢到鴉片戰爭前，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上交往曆史長達2000年，而且內容十分豐富，包括航線的拓展、航海技術的進步、商品的增多、文化交流的頻繁，等等。與古代中國人如此漫長、豐富的曆史活動相比，保存下來的中文古文獻不僅在數量上太少，而且在內容上也比較單一，許多方麵甚至是空白。清朝學者姚瑩在19世紀末就曾指出：“本朝武功莫盛於西北，自內外蒙古、青海、回疆、西藏皆入圖籍，學人皆得以披考之矣。惟東南島夷，雖見《四裔考》及傳記，苦不明了。《海國聞見錄》、《海島逸誌》頗有圖說，亦但據海舶所經圖之，而海岸諸國及在陸諸國何者接壤，孰為東西，孰為遠近，無從知之。”試以航海圖為例。與現代航海一樣，古代航海也離不開航海圖和航線指南之類的圖書。否則，如果不熟悉“各地路程遠近、方向、海上的風雲氣候、海流、潮汐漲退、各地方的沙線水道、礁石隱現、停泊處所水的深淺以及海底情況”，就根本無法在海上航行。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明代航海圖主要有保存在茅元儀所編《武備誌》中的《鄭和航海圖》(原名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鴉片戰爭前的清代航海圖主要有章巽於1956年在古舊書籍中發現的《古航海圖》。明朝的《順風相送》和清朝的《指南正法》，“是目前尚存的最重要的民間航海指南”。但這兩本珍貴的抄本並不是在國內找到的，而是保存在英國牛津大學的鮑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在歐洲，現存的14-15世紀的航海圖則有180幅左右。在古代中國文獻中，類似於《哥倫布航海日記》之類的逐日記載航程的航海日誌(Log Book)，則更是沒有見到過。2008年，在鮑德林圖書館發現了一幅明代中國航海圖，西方人稱其為《雪爾登地圖》（The Selden Map)，錢江稱之為《明中葉航海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