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傅衣淩在一篇不長但很有影響的文章中再次闡述：“十七世紀時代浙閩的海上貿易商是存在有資本主義的萌芽。無論就其經營形態和生產關係上說，都表明有某些新因素的萌芽。”那麼，這些新因素為什麼“又如此的長期停滯不進呢？”傅衣淩的觀點是，其主要原因在於“封建政權對於海上貿易的壓迫，這是中國海上貿易不能發展的一個致使的因素”。此外，西方殖民者的東來，也打擊了中國的海上貿易商。田汝康也持類似的看法，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紀中國海外貿易發展緩慢的原因》中指出：中國海外貿易發展緩慢與“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問題相關聯的”；15-18世紀中國海外貿易發展緩慢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曆史條件所造成的。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大陸國家，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曾長期存在，統治階級可以從地租剝削中獲到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對海外貿易不僅不感興趣，甚而認為難以監督控製而加以敵視。海上貿易與封建製度是格格不入的”。
傅衣淩等人認為，17世紀海外貿易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福建海商甚至已經是“自由商人”了。但另一批學者則持相反觀點，他們認為17世紀中國海外貿易“仍然是一種封建式的對外貿易，那時的貿易商主要為官商，即屬於地主、官僚、豪門、巨姓所有，他們不是航運企業的企業主，看不出含有任何新的生產關係萌芽的因素”傅衣淩：《從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紀中國海上貿易商性質》，《文彙報》1962年11月2日，後收入其所著《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倡導這種觀點的一篇重要論文，就是韓振華大概寫於1962年的《十六至十世紀前期中國海外貿易航運業的性質和海外貿易商人的性質》。在這篇文章中，韓振華明確寫道：“當時能夠獲得‘商引’的船商，能夠取得‘鄰裏’擔保的船商，和能夠應付官吏、裏甲的魚肉者，如非湖海大姓豪門巨室以及達官貴人與夫鄉宦之流，實難取得這種‘商引’而置船以泛海通商”；而“中國的船商與水手之間的關係，是多種多樣的，不一定都是雇主和雇傭工人的關係。就是他們之間是存在了雇主和雇傭工人的關係，也不能立即肯定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被資本所奴役的現代雇工人的中國水手，是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海船上先出現的”；在明清之際的海外貿易中，根本不存在著“自由商人”。韓振華：《十六至十世紀前期中國海外貿易航運業的性質和海外貿易商人的性質》，收入其論文集《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
韓振華還以鄭成功時代的海外貿易為具體的個案，詳細論證了自己的上述觀點，即當時不存在著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文中深入討論了鄭成功時代“東之利倍蓰於西”的海外貿易特點、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對外貿易的利潤及利潤率、對外貿易航運商和船員的構成、對外貿易商人的構成等問題。實際上，韓振華就這些問題所進行的論證，比他所要得出的結論更具學術意義。例如，他以翔實的史料證明，當時從事海外貿易的眾多“散商”，實際上資金實力是“微不足道的”，最多的300餘兩銀子，多數在100兩以下，“甚至隻有4兩銀的本錢，也可以出海貿易”。今天，當越來越多的人在盛情讚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時，韓振華的這篇文章更顯示出學術意義。韓振華還撰寫了《再論鄭成功與海外貿易的關係》一文，但直到20年後才得以公開發表。不過，這篇文章的重點已不再關注“資本主義雇傭關係”的問題了。
郭沫若也曾探討過鄭成功時代的對外貿易，但其起因則是由於在廈門的鄭成功紀念館中見到了一枚鄭成功所鑄的銀幣。通過在廈門、上海、北京等地查看各種實物，郭沫若論證了“鄭成功首先采用西法自鑄銀幣這個史實”，從而把中國自鑄銀幣的曆史“從清代的道光年間推前了近兩百年”。郭沫若還討論鄭成功與海外貿易的關係，引述了韓振華在《鄭成功時代的對外貿易和對外貿易商》一文中關於鄭成功從海外貿易所獲收入的估計。不過，郭沫若文中把S.Well Williams說成是“英國人威廉牟士”並不正確，此人事實上是美國漢學家衛三畏，曾長期在中國生活，是美國漢學的奠基人。不過，此書將原書名The Middle Kingdom誤印成The Middle Kindom。
在五六十年代關於清代海外貿易的研究中，彭澤益的《清代廣東洋行製度的起源》無疑是一篇傳世之作。雖然1949年之前梁嘉彬等學者對廣東十三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彭澤益從更高的理論視野出發，大大提升了這個問題的學術意義。該文一開頭即點明：“研究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買辦商人和買辦資產階級興起的曆史，不能不溯源鴉片戰爭前清代廣東洋行商人即十三行的曆史，廣東洋行行商雖然在當時還沒有獲得以後中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會條件下真正的買辦意義，但是，它和以後中國買辦階級的產生和形成而又有著曆史的和社會的淵源聯係。因此，研究清代廣東洋行的起源問題，就成為研究近代中國洋行曆史發生和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這種不凡的氣勢，隻能出自大家之手。該文以豐富的史料、嚴密的邏輯，深入考察了清代廣東海外貿易情況，清政府對海外貿易的管理製度，廣東十三行的創立與演變，“十三行”名稱的演變等問題。此文雖然還不滿一個頁麵，但對彭澤益的文章作了重要補充。直到今天，彭澤益和汪杼庵的文章依然是研究該問題的必讀著作。
彭澤益的論文享譽學界，但有兩篇學術水平同樣很高的論文則不太為人所知，一篇是《東南亞古代國際貿易港》，另一篇是《明代後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它們均出自王士鶴之手。《東南亞古代國際貿易港》先從地理學的角度探討了東南亞在古代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性，包括自然資料、季風、海流等，指出定期交替的季風“是古代帆船能夠作遠距離的航行的重要條件，也是東南亞地區海上貿易繁榮的重要的自然條件”。文章把古代東南亞海上的貿易曆史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1)公元6世紀以前時期，(2)7世紀至1292年時期，(3)1293至1511年葡萄牙侵占馬六甲。文章從世界曆史的宏觀視角出發，全麵考察了海上航線的變遷、主要國際貿易港的分布及興衰、不同時代的貿易特點等問題。王士鶴：《東南亞古代國際貿易港》，《地理集刊》1959年第2號。《明代後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主要根據外文史料，專門研究了從16世紀末到明朝滅亡為止中國與菲律賓、菲律賓與墨西哥之間的海上貿易，包括貿易的發展情況，來往的船隻數量，貿易品的種類與貿易額，主要貿易港，海上貿易航線，以及這種海上貿易對中國、菲律賓以及墨西哥的影響。在討論對中國的影響時，作者寫道：“明中葉以前，我國和東南亞各國間的貿易完全是為封建主義服務的，從海外販回國內的商品主要是胡椒、香料、香料、龍腦、玳瑁、象牙、犀角、珍珠、燕窩等，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毫無益處的奢侈品。而在明後期，從馬尼拉輸入我國的主要為白銀、洋紅、棉花、蘇木等，都是對我國人民有益的東西”；估計從1571年至1644年間，輸入我國的美洲白銀“總共約為5300萬比索之多；為永樂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三十二年間官營銀礦全部銀產量的5.5倍，等於萬曆間太倉歲入白銀的10倍”；大量白銀的流入，“影響了金價和物價的上漲”，同時也影響了東南沿海的社會經濟；例如，“明代後期我國輸往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棉布為數是很微小的，因為那裏是印度棉布的傳統市場；隻是由於與馬尼拉貿易的發展，才為我國棉織品擴大國外市場，輸往馬尼拉的棉布一般年達14萬-18萬匹，特殊年份達22萬-29萬匹”；同樣，“大量生絲的外輸，無疑地對浙江、廣東的蠶桑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在福建漳泉等地，由於大量蔗糖輸出到馬尼拉，刺激了蔗糖業的繁榮。貢德·弗蘭克在20世紀末所著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也講到美洲白銀流入中國及其影響問題，對照一下王士鶴的這篇很少受人關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這部名噪一時的著作是多麼的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