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湧現出來的著作有：席龍飛的《中國造船史》、王冠倬的《中國古船圖譜》以及辛元歐的《上海沙船》等。席龍飛和王冠倬的著作都對我國北方沿海以及江浙古代海船有所論述。《上海沙船》是一部係統論述我國沙船型海船曆史演變的專著，該書對沙船船型特點、船體結構、船舶屬具、造船工藝以及操駕技術等方麵展開了詳細考察。
相關論文包括：金健人的《古代東北亞海上交流史分期》、袁曉春的《韓國新安沉船與中國古代沉船之比較研究》、何鋒的《12世紀南宋沿海地區艦船數量考察》以及陳瀟俐等的《浙江寧波和義路出土古船的樹種鑒定和用材分析》。簡要內容如下：
金健人文章依據船舶航海技術給海上交通方式帶來的變革，將古代東北亞海上交流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桴筏漂流期，年代在距今3000年(公元前1000年)以前；第二階段稱作舟船近海航行和遠海漂流期，大致在距今3000年至距今2500年之間；第三階段為船舶跨海航行期，船舶跨海航行從距今2500年以來逐漸得以實現。
袁曉春《韓國新安沉船與中國古代沉船之比較研究》一文，根據新安沉船與我國古代沉船的比較研究指出，新安沉船屬中國福船，造船方法上采用了中國傳統的“船殼法”，並且推測新安沉船應為三桅木帆船。
何鋒論文論及兩宋時期溫州、明州造船場的造船年額，文章根據文獻史料指出，1090-1114年溫州和明州的造船年額約為600隻，所造船舶多為300料船。1127-1130年兩地船場年造300料船達到700隻左右。這一數據反映出宋代溫州和明州兩地造船業的發達狀況。
陳瀟俐等人論文對2003年寧波和義路出土古代沉船的材料做了科學分析，鑒定結果顯示，這艘古船的船板使用杉木，龍骨用荔枝，隔艙板用香樟，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材性的樹種作為製作材料，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實用性。
根據上文關於我國學界東亞海域船舶研究學術史的整理，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近30年來受到古船考古發掘的驅動，相關研究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是在史學探究和多學科合作研究方麵尚有許多欠缺。此外，相比於韓國、日本學界在中國古代海船研究領域取得的成果，我國學界對於韓國、日本古代海船研究的關注程度則遠遠不夠。這一現狀的改善需要寄托於學界未來的投入和努力。
二、東亞航海貿易、市舶機構以及海疆政策研究
顧名思義，“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為主要交易物品，然而，這並不否定以“海上絲綢之路”為媒介展開的跨區域物質文化交流的豐富性與多元性，“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活動研究亦以涉及陶瓷、茶葉、香料等各種商品的航海交易為考察對象。另外，曆史上中國航海貿易的發展以及各時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市舶製度以及海疆政策製約與規定。因此，“海上絲綢之路”航海貿易與沿線諸國海政是兩個密不可分的環節。就東亞而言，我國東部沿海市舶機構以及海疆政策研究，無疑是我國學界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重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進入21世紀以來，更是湧現出一批嚴謹紮實的高質量學術論著。本節將對相關學術進展做一回顧。
1.航海貿易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前，有關東亞航海貿易的專題研究成果並不多見，一些早期的中日、中朝關係史概論性書籍中對於古代中日、中朝間經濟往來都有言及，例如：張政烺等著的《五千年來的中朝友好關係》一書中，由宿白執筆的“五代宋遼金元時代的中朝友好關係”一章對於中朝海上貿易著墨尤多，論述了五代宋元曆朝與王氏高麗之間的貿易行程、貿易品以及往來人員，高麗帶到的五代宋的物品有金器、銀器、青瓷以及錦、綾、羅等各種絲織品，而宋朝輸往高麗的物品除了書籍、金銀器、漆器等器物之外，川錦、浙絹、綃等絲織品也是大宗。雖然宿白沿循概論性著作的寫作慣例，並未展開鉤沉探微式的細節考證，但其論點為日後有關古代中朝貿易研究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