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造福詳細考察了19世紀以前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關係。他認為，中國和印尼在漢代就建立了朝貢關係，到了南北朝隋唐宋時期，兩國交往更加頻繁；元初由於忽必烈派兵遠征印尼，中印導致兩國關係惡化；明代中印尼關係重續前緣，且更加密切，鄭和七下西洋，多次在印尼停留，印尼也多次遣使朝貢；16世紀以後，印尼被歐洲殖民者相繼占領，中國和印尼關係也受到影響，但這時另外一種因素又加強了兩國的友誼，這就是在印尼的華僑。自唐以後，中國人不斷移民到印尼，但大規模的移民則是17世紀到18世紀中期荷蘭入侵印尼以後，因為殖民者需要大量勞工。中國移民為印尼的政治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如此，華僑還和印尼人一起共同反抗抗荷蘭殖民者，多次組織聯合起義，華僑還一度建立了自治政權——蘭芳大總製。反抗殖民者的鬥爭，更加鞏固了華僑和印尼人的友誼。
趙和曼考察了古代中國和柬埔寨的關係。柬埔寨古稱扶南，曾是海上交通的要塞和樞紐。東漢章帝時，扶南第一位國王就開始遣使來朝。3到6世紀中葉是扶南的強盛時期，中柬海上交通有了新的發展，吳王孫權曾派朱應、康泰出使扶南。唐貞觀時，扶南被真臘所滅，此時雖然南海交通的中心已轉到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但中柬關係並未中斷，來華使者級別越來越高，甚至王子和副王親自率團來，貿易規模也擴大了。宋元時期中柬交流更加密切，貿易也更頻繁。明代早期和中期，中柬關係達到最高峰，真臘平均每兩年就遣使來華一次進行朝貢貿易。15世紀末、16世紀初，中柬兩國都發生政治危機，雙方關係逐漸中斷，但民間往來繼續發展，即使在19世紀依然如故。在中柬交往中，至少從宋代起，中國人開始定居柬，逐漸形成了眾多定居柬埔寨的華僑。
陳炎對古代中國和緬甸的海上交往進行過比較係統的探討。他認為，緬甸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就受中國青銅文化的影響。中緬海上關係是從漢代南海航道開通後開始的，南北朝時唐代高僧多從水路經緬甸到印度；宋代中緬海上交往更加密切，緬甸蒲甘朝積極發展和宋的朝貢貿易，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很活躍。中緬之間的官方關係在元代雖然經曆了衝突和曲折，但民間海上貿易卻有新的發展，中國海商常以絲綢、瓷器、樂器、金銀、銅鐵去換取緬甸的象牙、胡椒、稻米等特產，元代貨幣在緬甸流通較廣。明代中緬貿易比前代更加繁榮，規模空前；緬甸玉石風行中國，中國瓷器不僅傳入緬甸，而且還在緬甸轉口或在當地仿製出口。清代發生永曆入緬和清緬戰爭，使大量的中國移民來到緬甸，為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清緬戰爭後不久，兩國恢複邦交關係，中緬文化交流又進入興盛時期，一直延續到殖民者入侵之後。
張俊彥對中國和阿拉伯的關係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從東亞到西亞的陸上交通線在漢代已經打通，至遲在公元5世紀，中國的商船已經到達波斯灣頭。公元6世紀，中國的商船則可以直航阿曼、西拉甫、巴林、俄波拉、巴士拉等港，而以上各地的船隻也可直航中國。唐高宗時期大食第一次正式派使節到中國來，中阿之間的官方往來由此而始。唐代廣州、揚州、泉州是阿拉伯商人聚集的地方，長安也有阿拉伯商人居留。隨著中阿關係的發展，伊斯蘭教也開始在中國傳播。宋、元兩代，中阿之間的海上往來更加通暢，文化交流更加繁榮。明代的鄭和下西洋使中阿關係進入黃金時期，阿拉伯國家許多使節隨船入華。但此後的閉關鎖國政策，則削弱了中國的航海事業和對外交流。
陳高華對印度王子孛哈裏來華進行了深入考證，並且詳細描述了印度馬八兒國王子孛哈裏在華的經曆：孛哈裏仰慕中國文化，主動遣使入貢，並表示願意歸附，在元至元二十八年竟拋棄妻子產業，攜部屬百人隨元使來朝，世祖賜其妻蔡氏，他遂留居泉州。成宗時期，感其義舉，特授其為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這充分證明了元的興盛及其強大的對外吸引力，也反映了中印之間密切的友好關係。
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對“蒲公墓”的考證和爭論。德國教授傅吾康於1972年在文萊發現“蒲公墓”後，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重視，但關於墓主蒲公之謎一直沒有解開。進入90年代，在這一問題上似乎有了突破。1990年，莊為璣教授根據最新發現的清代文獻《西山雜誌》，認為這個蒲公名為蒲宗閔，是為南宋通判，奉西洋轉運使出使安南、文萊等國，乃蒲壽庚的先世。莊為璣教授的這一觀點引發了關於蒲公的研究熱潮。傅吾康、陳鐵凡首先提出質疑：首先是《西山雜誌》所載官職與宋官職名號不符；其次蒲宗閔奉使時間過長，不符合宋慣例；再次《西山雜誌》的作者蔡文蒹並不可靠。龔延明認為莊為璣教授對官職的考證問題不大，但是蔡文蒹有可能誤記，因為在宋代文獻中確實記有一位蒲宗閔，但和《西山雜誌》記載的大相徑庭。林少川則為莊為璣教授辯護，認為《西山雜誌》的記載雖有瑕疵，但大體可信，陳、傅等人的質疑不足推翻此證據。幾年後，謝方提出：蒲宗閔可能是誤記，而“西洋轉運使”一官職則莫名其妙，對蒲壽庚的記載也不符合史實，《西山雜誌》很可能不是蔡文蒹一人所作，而是經過多人多代的續寫，其真實性和可靠性令人懷疑。目前蒲公的身份仍是未定之謎，期待學界的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