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宏觀地研究中國與歐洲之間貿易關係的論著更多，研究範圍更廣，學術水平更高。有的文章視角新穎，見解獨到，分析深刻。例如，李金明對17世紀的全球貿易進行了總體的考察。他認為，17世紀初世界貿易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東來的歐洲殖民者為販運中國的絲綢等產品，以澳門、馬尼拉和台灣為貿易基地，在東亞海域展開了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國憑借其大量生產的絲織品和瓷器，成為全球貿易的中心，把包括歐洲殖民者在內的全球貿易商都吸引到亞洲來；17世紀初全球貿易對歐洲社會轉型造成巨大影響，並對歐洲和拉美各地製造業的發展亦帶來一定影響。莊國土則對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曆史演變進行了全麵的透視，並將華商網絡的形成與歐洲殖民者的東來結合起來進行分析。他認為，“從明初到鴉片戰爭前期，海外華商網絡經曆了摧毀、重建、武裝、滲透等恢複和發展階段”，“清初鄭氏集團之後，沒有清帝國保護的華商網絡與華人移民相互依存，從商貿向產業、從沿海向內陸滲透，海外華人社區成為華商網絡的商品生產和加工地”。莊國土：《論15-19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發展》，載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西初始》二編，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海上貿易往來，涉及眾多貨物。絲綢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輸往海外國家的代表性貨物，16世紀之後，中國絲綢依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大量外運。在80年代後期，一些學者對此問題進行過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李金明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中國絲綢的國際貿易》一文中詳細考察了我國絲綢運銷日本、東南亞、印度、歐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情況。不過，在16世紀之後的中國與歐洲海上貿易中，瓷器與茶葉的重要性日漸突出，成為最主要的商品。有學者甚至將“海上絲綢之路”稱之為“陶瓷之路”或“茶葉之路”。20世紀後期，中國學術界對這兩種商品在中歐之間的貿易情況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
1980年，朱傑勤發表了《十七、八世紀華瓷傳入歐洲的經過及其相互影響》一文。這篇文章是“文革”結束後重新啟動此項研究的開篇之作，也是80年代大陸學術界研究該問題的代表作。朱傑勤在文中介紹了17、18世紀華瓷傳入歐洲的經過，以及歐洲社會掀起的追求中國陶瓷的熱潮，指出華瓷的西傳，一方麵推動了歐洲陶瓷業的興起，另一方麵也促進了中國陶瓷製造業的發展、範圍的擴大和在製法上的推陳出新。文章最後還分析18世紀中國陶瓷對歐貿易衰落的原因。
自此之後，研究華瓷西傳的文章不斷增多。近期的主要文章有李金明的《明清時期中國瓷器文化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孫錦泉的《華瓷西傳對歐洲的影響》(《四川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李國清等人的《中國德化白瓷與歐洲早期製瓷業》(《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劉洋的《明代青花瓷外銷分期研究》(《明史研究論叢》2007年第七輯)、詹嘉等人的《明清時期景德鎮瓷器在歐洲文明進程中的作用》(《中華文化論壇》2008第4期)。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瓷器的西傳及其對東西方社會的影響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開始走出國門，親自考察歐洲所藏中國古陶瓷，了解學術信息，掌握了豐富的研究資料。例如，1981年，夏鼐發表了《瑞典所藏的中國外銷瓷》一文，介紹了瑞典哥德堡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批來自中國江西景德鎮和福建德化窯的18世紀中國外銷瓷，並對輸入這種瓷器的瑞典東印度公司也作了簡單的介紹。2000年，葉喆民發表了《意大利所藏中國古陶瓷考察記略》一文，介紹了意大利帕爾馬中國藝術博物館、米蘭國際文物展覽中心、佩薩羅市立博物館等8個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古陶瓷，並對這些藏品中的典型器物進行了品評。故宮博物院還編輯出版了《瑞典藏中國陶瓷精品》(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使中國廣大讀者得以欣賞這些收藏在異國的陶瓷精品。金國平、吳誌良在《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明清瓷器》一文中，將文獻記載與實物資料相結合，重點介紹了收藏在葡萄牙的中國外銷瓷，特別是葡萄牙在華定製的“紋章瓷”，並且探討了澳門在華瓷西傳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久前，萬鈞探討了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在購銷華瓷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茶葉是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歐洲的另一種主要商品。20世紀80年代，對於茶葉外銷歐洲問題的研究並不多。到了90年代，這個問題受到了高度重視。黃時鑒的《茶傳入歐洲及其歐文稱謂》是一篇具有開拓意義的佳作。此文考察了中國茶的信息經由海路傳入歐洲的早期過程：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學(Ramusion)從一位波斯人那裏聞知作為藥用的中國茶，並將其寫入他的著作《航海與旅行》中；1556年，葡萄牙人加斯帕·達·克路士(Gaspar da Cruz)在中國沿海一帶遊曆，他將在中國所見茶葉寫入《中國誌》一書。文章還指出，葡萄牙人雖然是最早接觸到中國茶葉的歐洲人，但他們並沒有將茶的飲用傳入歐洲；荷蘭人大約在1601年將茶輸入歐洲，並開始飲茶。特別重要的是，這篇文章還詳細考釋了歐洲人對於各種茶葉的不同寫法，為研究茶葉的西傳問題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尤其是為中國學者翻譯歐洲文獻中關於茶葉的種種稱謂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黃時鑒：《茶傳入歐洲及其歐文稱謂》，載王元華主編《學術集林》卷五，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對於那些主要依據西方文獻撰寫文章的人來說，黃時鑒的這篇文章還以生動的實例說明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
對於中西茶葉貿易的研究文章則更多，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莊國土，他就此問題發表了一係列的論文。例如，他在《18世紀中國與西歐的茶葉貿易》一文中，追溯了中國茶葉輸往歐洲的曆史，並以荷蘭和英國為例，估算18世紀歐洲各國商船運走的中國茶葉應當在8000000擔以上，並且認為，“18世紀中國與西歐貿易格局基本上是西歐各國用白銀、絲織品、歐人殖民地土產品換中國的茶、絲、瓷、布等產品”；從18世紀20年代到鴉片戰爭前夕，茶葉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也是歐洲人在華購買的主要商品。大量茶葉輸往西歐是中國同期貿易順差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也是18世紀白銀內流的最重要的源泉。他在《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一文中，進一步探討了由於白銀交換茶葉而產生的中西貿易結構失衡問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揭示了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他認為，“18世紀中西貿易的基本結構，是西方國家以其殖民地產品，主要是白銀、棉花、胡椒等交換中國的茶、絲、瓷器等”；通過這樣的國際貿易結構，西方獲得了巨額利潤；到了19世紀前期，由於白銀短缺及中國政府嚴厲查禁鴉片，這樣的國際貿易結構難以維持均衡，中國與西方的貿易發生重大轉折，結果西人訴諸武力，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從絲綢之路到茶葉之路》，著重探討了茶葉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茶葉貿易對於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重大影響。他寫道：“18世紀前期，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的傳統海上絲綢之路已成為海上茶葉之路。茶葉成為中國占支配地位的出口商品。尋求茶葉也是西方貿易公司打開對華通商門路的主要目的”，“茶葉成為世界貿易網絡形成後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之一”；“茶葉出口帶來的白銀流入中國成為18世紀後中國通貨革命的基礎”；“當西方不能繼續用白銀交換中國茶葉時，他們強迫中國接受鴉片，鴉片戰爭的爆發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