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在中國封建社會，等級秩序為“士、農、學、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掙了再多的錢，如果這家裏沒有人讀書做官，也總覺“矮人一頭”。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還是把“讀書”放在第一位。有錢的徽商重視子女教育，讀好了書去做官，縱然沒考上，對做生意也有很大幫助。徽商為生存和競爭考慮，賈仕結合，通過攀迎封建勢力以改善環境，因而具備官賈儒三位一體的重要特征。
1以儒商風度交結達官顯貴
徽商對讀書入仕看得很重，從明中葉到清鹹豐時，徽商子孫中讀書、做官、經商已成為三位一體的局麵，他們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濟。深厚的新安傳統文化所蘊育出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
在徽州可以見到中國最強盛的宗族觀念，直接表現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許國牌坊，俗稱“八腳牌樓”。許國是明萬曆年間的武英殿大學士，做過太子的老師。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壯觀，雕飾華美異常。明嘉靖年間由舉人入仕的膠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許建造的牌坊上麵雕飾著32麵圓形花盤。另外，丞相狀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征著讀書入仕“衣錦還鄉”給家族帶來的榮耀。
歙縣雄村曹家就是個極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鏞父子都做到一品尚書，曹氏父子發達後，他們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贈，被稱為“四世一品”。因為曹振鏞做過清道光皇帝的老師，他的家族便控製了兩淮鹽務，牟取暴利。
徽州是朱熹故裏，受這位鄉賢的影響，這裏“儒風獨茂”，人才輩出。在這種氛圍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把賈和儒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雖為賈者，鹹近士風”的儒商品質。徽商這種溫文爾雅的儒商風度，為他們的成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幫助。
隋唐以後，官員的選拔一般要通過科舉考試，明清尤其如此，故官員的文化素質還是相當高的。身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較容易與這些官員找到共同語言，從而為他們之間的“錢勢之交”找到突破口，為徽商攀援政治勢力提供了黏合劑。
每到一處，徽商總是與當地的官員宴酒談笑，詩詞唱和，一派意氣甚投的樣子。如歙縣商人梅仲和“棄儒服賈”去蘇州做生意，與當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蘇州當時是異常繁華、富庶的國際性商業城市，商品經濟發達，同時也是達官貴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學識淵博，溫文爾雅的氣質博得了官員的青睞，竟有很多官員“慕公名”，親自登門拜訪梅仲和，這給梅仲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徽商與達官顯貴們“相交甚歡”，對他們事業的發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僅可以獲得這些封建勢力的袒護，還可以與他們相互“提攜”，共謀“生財”之道。徽商結交官宦以至天子，大鹽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賈進仕，績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紅頂商人”。
從上述可以看出，賈仕結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會地位，從而獲得極大的無形資產，獲得較好的政策環境和政治保護，並可享受封建特權，利於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