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經營項目廣泛，涉足各行各業：文房四寶、陶瓷、漆器、食鹽、木材、典當、茶葉、布匹、絲綢、糧油、藥材、茶館、錢莊，以及南北雜貨、京廣百貨等。商人“兼業”或“兼營”是徽州商幫中一個十分突出、而且較為普遍的現象，諸如兩淮鹽場的徽州鹽商，把持了兩淮鹽業後，徽商又在典當、茶葉、木材諸行業呼風喚雨，形成了“無徽不成商”，“無徽不成鎮”的鼎盛局麵。
1想賺錢去賣鹽
食鹽是人人都必需的消費品，明清時期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如能經營鹽業必將獲利豐厚。兩淮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競趨逐利的地方，直至將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擊敗。
在清代，徽州鹽商內部的專業分工及其組織機構非常細密。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
場商是寓居各鹽場的商人，他們專向灶戶收購食鹽賣給運商，是商人中直接控製鹽業生產，並與灶戶建立包銷關係的一部分商人。他們利用貸本取利、壓價收鹽等手段盤剝灶戶。有的場商還招募鹽丁自行生產，牟取厚利。徽州場商人眾，他們的經營對整個兩淮鹽商行銷活動影響極大。
運商是專事辦引銷鹽的商人，他們以極低的場價購買食鹽，運至銷鹽口岸高價發賣，獲利最大。如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徽商憑恃其雄厚財力，把該地行鹽的權利控製在自己手裏，使之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的財源。
明末以來，徽州鹽商已形成集團，控製了淮鹽產、供、銷的特權，在兩浙業鹽活動也十分活躍。在這種條件下，徽商中的“總商”所攫取的鹽業高額利潤是驚人的，因此積累的資本極其雄厚。時人有“江淮繁富，為天下冠”的說法，連萬民之上的皇帝都眼紅兩淮大鹽商，驚歎：“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2要想富開典鋪
典當業是中國封建社會裏最古老的一種信用行業，通常稱之為“當鋪”。典當業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
明清時期，徽商經營典當業遍及長江中、下遊一帶城鎮。曆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500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櫃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
長江以北，徽州典當商也很得勢。北京和山東、福建、廣東諸省都有過徽州典當商的蹤跡。徽州典商人數眾多，大多是休寧人，並且出現不少典業世家，典鋪分布廣，典業規模大。有雄厚的資本作後盾，加上世代相傳，專業易精，講求商業道德，徽州典商迅速發展。
在取和予上，徽州典當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時好像吃了虧，而在“取”時卻終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寧人程鎖在江蘇溧水開當鋪，堅持“終歲不過什一”，“使得細民稱便，爭赴長公（程鎖）”。他本人也從一個資本不大的典當商，成了“累資萬金”的富翁。
典當業風險較小，獲利豐厚。當鋪收當物件，首先要由當商進行估價，估價時當商都盡量壓低該物件的實際價值，當物人明知估價過低，為了急於借貸銀錢，也不敢爭辯。當鋪慣例，“值十當五”，即所當物件如果估價10兩銀子，隻能借貸5兩銀子，這借出的銀子又是按月計息的。貧窮者借了高利貸，哪裏還會有“翻身”的機會，拿去典當的東西大多有去無回。典當老板則是以半價形式變相收取各種抵押品，如果有人想贖回，則往往是要支付高於原價幾倍的價錢。
典商因經營的不是一般商品，也不用擔心隨著市場行情的波動商品有積壓貶值的風險。隻有人求於己，罕有己求於人。另外，典業稅額極低，一個有數千金至數萬金資本的當鋪，每年隻納數兩典稅。這種風險小、獲利穩、稅額低的行當，徽州人何樂而不為呢？
明清時期，徽州人開設的典肆遍布全國，典當業發展成為徽商4大店業（鹽典茶木）之一，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資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幫不能比的。有的由典當起家，後來還成為錢莊資本家。清代最盛名的錢莊當屬胡雪岩的杭州阜康銀號，胡雪岩先後在杭州、上海、寧波、福州、鎮江、長沙、漢口設立錢莊20家，聚資2000多萬兩，時稱全國第一大財東。
3要發財販木材
曆史上徽人經營木業而出人頭地者不乏其人，他們往往利用替宮廷采辦木材的機緣，因致大富。如明萬曆年間修乾清宮、坤寧宮，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動，利用采辦官物，進行木材走私。
明朝天啟年間，歙縣西溪南人吳養春在黃山占有山場2400多畝，每年單木材一項收入就有幾萬兩銀子，天啟皇帝在北京建宮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禎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門木商廖廷訓受命采購木材，詔贈“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