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文化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一朵奇葩。它起源於中原，發展於閩南、台灣以及潮汕、海南部分地區。閩南先民們在海峽兩岸篳路藍縷，拓殖不息，使蠻荒之地漸成富庶之郡。
閩南地區與台灣一水相隔，在悠遠的歲月裏，海峽的存在縱然是一種無奈的阻礙，但是滄海波痕割不斷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在這個共同的文化區域中，閩南文化的傳播呈現出斑斕的色調。
一、邊緣形態的閩南文化
閩南地狹人稠，窮山惡水，遠離中國的交通和經濟中心。然而，在15—19世紀初，閩南海商卻主導中國海外貿易達400年之久。今天的海內外閩南人雖然沒有其祖先獨步東亞東南亞水域的氣勢，但仍在經濟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閩南人的經濟成就激發我們對閩南文化的思考。
相對於中原文化或福建主體文化，閩南文化表現出明顯的邊緣形態。政治上，閩南人從未產生過叱吒中國政壇的人物。經濟上，除航海貿易外，閩南的經濟和財政向來不為中央政權所重視。軍事上，除鄭成功集團外，征服閩南地區的從來多是外來者，更談不上逐鹿中原。文化上，閩南區域文化從未主導過中國社會思潮。這種邊緣狀態既是由於閩南在中華大地的邊緣，也在於中原文化在其傳播擴展過程中，由近及遠而產生的明顯差異，甚至表現為某種程度的對立。
無庸置疑，閩南文化的主體仍是中原文化。和中國其他漢族地區一樣，以儒法學說為基礎的中原文化長期支配閩南人民的意識。閩南的語言、文學、宗教、倫理及重要的民俗，仍基本體現中原文化的要素。現在遍布閩南的門匾，如“延陵衍派”，“溫陵衍派”，“錦繡傳芳”等，均證明中原傳統在閩南的延伸。它們不但說明現今閩南主體居民是來自中原地區的移民，而且強調祖先淵源的形式，本身就說明對中原文化的尊崇。
從另一方麵看，閩南文化實質是一種移民文化。如同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一樣，進入閩南地區的中原文化在其顛沛流離的環境中經長途跋涉後，其完整程度已與本土文化產生一定差異，原有的觀念、倫理、習俗亦因新環境的挑戰需要加以調整與揚棄。另外，閩南原為百越之地，雖然其原有的基本文化形態被中原移民帶來的更先進的文化所征服和同化，但當中原居民遷徙到一個陌生、好鬥、敬祀鬼神的蠻荒之地後，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入鄉隨俗心理。百越人的部分習俗也為中原移民所接受，成為閩南文化組成部分。閩南人祭祀鬼神、圖騰之風特別盛行，相信是受百越族人的影響。玉皇、關帝、觀音、佛祖等中原人民敬祀的神佛仍為閩南人民廣為奉祀，而山石、大樹、蛇、虎、蟲、蠍，也成為祭祀的對象。顯然受百越人對自然物崇拜的影響。
基於閩南文化的這種邊緣形態，閩南人的人文精神也顯出與中原和閩南沿海之外的其他地區民眾相當不同的特色。
1、冒險與進取精神
百越族的抗爭精神、移民行為本身所激發的好鬥與進取精神，遷離祖居地所需的叛逆意識使閩南人民養成離經叛道、鋌而走險的民俗。這種習俗與“山高皇帝遠”的地理環境結合，形成閩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冒險與進取精神。對中心與權威的遊離，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是這種邊緣文化形態外化的最有價值的民性。今天，“愛拚才會贏”成為閩南人家喻戶曉的格言，在某種程度上即反映閩南人的勇於冒險進取的心態。甚至官方也以此為區域精神，用以凝聚、鼓舞當地民眾。如晉江市政府，就以“拚搏”作為晉江人文精神的核心。
２、重商與務實逐利精神
相對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儒家信條，閩南人更重事功實利，具有強烈的務實逐利心態。由於移民傳統的影響和生存環境的惡劣，閩南人的價值體係更重物質利益和改善生存條件。而閩南人崇尚工商的習俗應始於宋元時期，形成於明清封建皇朝推行“重農抑商”的國策之際，與西方重商主義的興起幾乎同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西方重商主義受到新貴族與皇室的支持，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之一。而閩南人民的重商主義，卻屢受中國政府海禁和抑商政策的摧殘。直到改革開放年代，閩南地區的重商主義才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這也是邊緣文化形態派生的特色之一。
閩南人的重商意識，還表現於“老板意識”，即都想當“頭家”，不想當“夥計”，所謂“泉州人個個猛”，“寧做雞頭，不當鳳尾”等流行古今民諺，都是民風的絕妙反映。
３、兼容性與開放性
相對於民風較為保守的中國北方和內地，閩南人更具開放和向外開拓意識。
傳統文化注重的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遊”，在閩南幾乎沒什麼影響力。他們唯利是趨，至少在宋元時期，閩南男兒就視出洋為正途。尤其是近代以來，閩南大規模向東南亞地區移民。這些移民絕大多數居住在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直接參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有的人還進入當地主流社會。閩南的鄉土文化習俗，有著濃鬱的西洋特色。其生意活動，更貫穿了“經濟關係高於一切關係（包括親屬關係）”的西方市場經濟原則。這種文化的多元性與開放性，是閩南人務實精神與蔑視正統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