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日本的災難，最容易讓人想到的，就是地震。地震最大的威脅，就是腳底下這個土地不穩了，甚至消失。曾看過一部日本電影《日本沉沒》，表達的就是這種恐懼。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各媒體有一條令人驚悚的預測，據說“關東大震災”是七十年一個周期輪回，此時若是大震，可達7.9級，死者9300人，重輕傷14.7萬人，倒塌建築物11.5萬幢，63.2萬幢房屋毀於由於地震引起的火災。其中最危言聳聽的便是日本可能沉沒。整個日本籠罩在“末日”（不隻是“世紀末”）的恐懼中。我寫長篇《放逐，放逐》時，就用過“日本沉沒”這個預測。雖然我並不相信，但這無疑是個極好的象征——日本沉沒，一直是懸在日本人頭上的劍。
沉沒何以令人恐懼？就是因為會被放逐至水。其實整部《放逐，放逐》，就是這樣一個象征故事：一個族類，從陸地被放逐到島，再放逐到海。《放逐，放逐》中還借用了一個福建古老的故事——《沉東京浮福建》。說的是東京和福建五百年一個浮沉——東京浮了，福建沉了；福建沉了，東京浮了。當然這裏的“東京”，並不是日本的東京，而是中原的宋的京城。福建和中原你浮我沉，照見了福建作為邊緣地域的悲哀。當然我用這故事，也確實有意誤指日本東京，小說裏寫的就是福建人跑去東京求生存的。然而大半個世紀前，日本人卻往中國這邊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就窺視中國北大荒的大片沃土，號召無地可種的農民組成“墾荒團”，來到中國強占土地。武力侵華是如此企圖，填海築地也是如此企圖。史載，江戶時代加賀地方的巨商前屋五兵衛，為了圍海囤田，竟然不惜以身試法。
日本國土狹窄，作為一種資源補償，日本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所以填海築地成了必然的選擇。東京灣有個著名的地方，叫築地，顧名思義，就知道是填築出來的土地。說是距今三百五十年前，築地這地方還是一片海，江戶開府後才在此填海。七十年後，一場大火將之前的工事付諸一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屢次在此築堤，都被海浪衝垮了。有一天，人們發現大海中閃爍起一點亮光，原來是“稻荷大神”的神像。於是人們就在這裏設立神社祭拜。說也奇怪，從此以後，大浪漸漸平息了，填海築地的工事也終於得以完成。所以這神社也被稱為“波除神社”了，現在還立在築地市場邊上。
翻開日本人填海築地的曆史，有個引人注目的關鍵詞——“海之手”，英文翻譯作water front，中文呢，可譯為“海進”。這種“海進”，早在公元4世紀就開始了。進入江戶時期後，以農業和鹽業利用為目的的圍海造田活動就更具規模了，據統計，從16世紀末期到18世紀初期的一百多年間，日本的水田麵積增加了一倍，達300萬公頃。明治維新後，企業家淺野總一郎又提出了在大城市的海灣填海造陸，建設大型現代化工業。從明治、大正到昭和20年（1945），全日本臨海造地大約達到了14500公頃，到了1978年，竟約達73700公頃了。直到1973年，日本人才意識到如此大量地填海造地，同時也給生態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於是政府通過了《公有水麵埋地法修正案》，填海築地政策才從鼓勵轉為限製了。
作為島國，身在海洋之中，難免有危機感，有著被世界放逐的感覺，所以日本人要“脫亞入歐”，竭力融入西方列強行列。在以西方為主體的世界裏，日本也是邊緣化的。盡管它拚死拚活地努力，有了錢，但是很多時候也隻是個買單的“冤大頭”。所以他們竭力要成為“政治大國”。政治決定命運，沒有政治權力，就無地位。這類似於中國粵、閩、浙沿海遊蕩的疍民。疍民世代以船為居，被看作“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挨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足局足脊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他們不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的棄民。民國二十三年《查禁壓迫歧視蛋民》的通令載：“各屬蛋民，多有被人壓迫，如禁止蛋民船隻泊岸，遇喜慶事不許蛋民穿著鞋襪長衫，有病不準延醫診治，死亡不準抬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張燈結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這裏的“蛋民”，即是“疍民”，也就是等外之民。其實日本也有類似疍民這樣的等外之民，就是“部落民”。熟悉日本文學的人，一定知道島崎藤村的《破戒》，裏麵的醜鬆就是“部落民”中的“穢多”。江戶幕府實行身份分級製度，將國民分成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同時又設立了等外的“部落民”，諸如“穢多”、“非人”等等。“穢多”是那些從事皮革業、處刑、押送犯人等職業者，“非人”則是那些從事表演藝術，如曲藝、音樂、舞蹈的藝人，或者乞丐。這些人也是隻能在規定的區域居住。不同的是，“部落民”可以居住在陸地上，但這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雖然可以居住在陸地上，仍然是不能擁有土地。“陸地”和“土地”是不一樣的，陸地隻是一個形式，土地則是生存的依托。沒有了土地，即使住在陸地，也仍然被放逐。醜鬆當上了教師了，卻仍然必須隱瞞他的“部落民”的身份。明白地說，他能當上教師，是以隱瞞自己的“部落民”身份為前提的，一旦他暴露了這身份，他就當不成教師了，就被放逐，等著他的就是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