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忘記在哪裏看到的，說日本旅遊部門告誡出國的國民，不要隨便向人家說“對不起”。
確實，日本人有說“對不起”的習慣，“對不起”幾乎已經成了他們的口頭禪。如果確實是自己做了錯事，當然應該道歉；如果是給對方添了麻煩，比如問路，向對方說個“對不起，打攪了”也無可厚非；但是有時候並沒有什麼錯，隻是平常的互相來往，也彼此“對不起”來“對不起”去的，未免婆婆媽媽，甚至虛情假意了；更有甚者，明明是我踩了你的腳，你卻居然向我說“對不起”！那毋寧是一種高姿態，讓對方惶惑。久而久之，我也習慣道歉了，有事沒事，就“對不起”，倒是現在的日本年輕人，對傳統那套不以為然，反問我：為什麼要道歉？你做錯什麼了嗎？
日本旅行部門忠告出國旅行者的原因，據說是不要讓人家理解成你真的做錯了什麼，需要負有責任了。有責任，當然就要承擔，這種承擔，在日本文化中屬於“義理（ぎり）”範疇。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與刀》裏，將日本人的“義理”跟“義務”作了比較：同樣是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指的是對其骨肉、近親骨肉或者對代表其祖國、生活方式、愛國精神的最高統治者所應盡的責任，是理所當然應該履行的；而“義理”則不同，承擔“義理”上的責任，並非出於心願，是迫不得已的，比如接受了太多人家的好處。跟日本人打交道的人，總會有日本人吝嗇的印象，送的禮輕得令人難以置信。我父親曾接待過來訪的日本客人，禮物送上來，包得嚴嚴實實，打開一層，是包裝紙，再打開一層，還是包裝紙，打開了若幹層，才終見廬山真麵目——一把扇子。雖然那扇子做工無比精巧，但畢竟隻是一把扇子。可真是禮輕情意重啊！“禮輕情意重”這種說法，雖是我們中國人創造的，但並沒在我們這裏落實到行動上。甚至當我們這麼說時，往往含有調侃的意味。我們習慣於送厚禮，禮的厚薄，代表著情意的深淺。而日本人是極忌諱送厚禮的，這會讓對方感到不堪重負，覺得你給他添了麻煩。
他們不喜歡隨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債，回恩於對方，也不超出受恩的程度。假如超出了，會被認為讓對方承擔了“賺禮”的責任。這樣看來，日本人是很有責任感了？似乎又未必。因為“義理”是迫不得已承擔的，於是就生出了躲避。比如戰爭責任就是一例。一邊躲避責任，一邊又把不是自己的責任往自己身上攬（比如無論如何的道歉），似乎不好理解。實際上，日本人的道歉並不是表明他真的做錯了什麼，而是一種禮貌，一種客套，甚至把“對不起”置換成“謝謝”，也未嚐不可。但是這在外國人是不明白的，他們以為，道歉就是你做錯了什麼。
日本語最大的特點就是曖昧，看似說著這回事，實際上指的是那回事。所以我們甚至可以揣測（當然未必對），為什麼日本人對戰爭罪責，一邊道歉（據我的印象，近二十年來，幾乎所有日本首相上任，都對戰爭表示過謝罪；英國人則統計：日本人在各種國際場合公開向中國道歉了十七次），一邊又推卸責任，原來彼道歉非此道歉。其實道歉，隻是為了息事寧人，彼此好相處，甚至為了蒙混過關。旅日中國作家林思雲曾經參加日本某學會的座談會，主要談“中日戰爭”問題。在“二次會”（也就是會後大家一起去小酒館喝酒再聚會），幾杯酒落肚，這些專家學者就口無遮攔起來。
一個說：“中國人真有意思，總是沒完沒了地糾纏著我們道歉。”
又一個說：“是啊，說到道歉，我倒想起西洋在禁止決鬥之前，有一部《決鬥法典》，規定如果一方冒犯了另一方，而又不肯道歉的話，就要用決鬥來解決問題。中國人認為我們冒犯了他們，想要我們道歉，又不敢和我們決鬥，隻是在嘴上喋喋不休嚷個沒完。”
一個說：“我看中國人沒一點男子漢的氣魄，像個挨了打的小女人似的，隻會糾纏著我們要道歉，撒嬌地說‘你打了我，你要給我道歉，你不道歉我就不和你好。’”
大家大笑。一個說：“我看我們還是對中國人哄著一點兒，就像丈夫哄老婆那樣，說幾句甜話，把她哄高興了，自然就會聽話的。”
又大笑。又一個說：“男人和男人打架，打贏了是你的本事，輸了是你沒本事，根本談不到什麼道歉不道歉的。我年輕時有一次跟人打架，打不過人家，被人家痛打一頓。說實話，我倒很佩服痛打我的那位。男人打男人，是不需要道歉的；隻有男人打了女人，才要道歉嘛。”
一個說：“說的不錯。我們和美國人打仗，就好像男人和男人打架，我們被美國打敗了，隻恨自己的本事不精，倒是很佩服打敗我們的美國人；我們和中國打仗，就好像男人和女人打架，中國人被我們打了，不怪自己的本事不精，卻隻怪我們打人太凶了，太狠了，真是可笑。既然是打仗，下手不凶狠一些行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