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開始，日本“病”了，所謂“平成蕭條”，長達十五年，是戰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我也不幸伴隨其間很長時間，見證了書中所說的種種不景氣。公司開始減員，開始倒閉，罷工遊行多了起來，街上流浪漢一下子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讓人不相信這就是日本。前不久在日本一家報紙上看到，五年前，一個在日女華人通過跟日本老乞丐結婚，或者介紹中國國內女子當他們的養女，然後謀殺他們，獲得生命保險金，居然頻頻得手。這在經濟蕭條前是難以想象的。那時日本固然有乞丐，但很少，而且往往是因為好吃懶做，毋寧是假乞丐。
乞丐是社會的晴雨表。現在日本，無可置疑地是有乞丐的社會了。本來，“日本是世界各國中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與居民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之一”，現在差距拉大了，日本有了窮人。有人把責任歸結到小泉的結構改革上，但其實誰都心知肚明，根本上說是日本的宿命。經濟隻是政治的表征。由此反思到國家政治上來。過去日子過得好，可以暫時忽視，現在日子不好了，就感覺特別尖銳起來——日本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比如沒有愛國意識；再比如，沒有軍隊，在核威脅下沒有核反擊能力；在聯合國沒有發言權，隻是出錢的“冤大頭”，連過問的權利都沒有；被美國死死鉗製，《和平憲法》、東京審判與《日美安保條約》是美國騎在日本頭上的“三座大山”。用中國留日學者朱建榮的話說：“戰後的日本已經被美國抽去了脊梁骨。”
美國對日本的鉗製，有的確實到了“壓榨”的地步。比如強迫日本開放大米市場。曾經擔任OECD副秘書長的穀口誠說：“日本一直被認為是稻穗國家，也可以稱為大米國家，大米對日本人民來說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軍事上看，日本是受美國的保護，但是我們的經濟貿易是不受美國保護的，美國一直要讓日本開放大米市場。你知道，日本一旦開放大米市場，就要麵臨農業衰敗和農民破產。現在日本種稻米的農戶，平均年收入隻有一百萬日元。前幾年美國曾經要求日本一定要進口美國、澳大利亞和泰國的大米。可是日本人的習慣是除了本國生產的好吃的大米以外，不吃別國的大米。最後我們沒有辦法，降低關稅進口了大批大米。後來這些大米被全部扔掉了，因為沒有人買也沒有人吃。”
我就經曆過大米風波。在日本的最後日子裏，我幾乎到了無米下鍋的地步。至今想起來，當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買日本米的隊伍從商店排到了街上，一旦被告知日本米賣完，隻有外國米，隊伍立刻就散了。如此，商店就不再進外國米了。作為中國人，我願意吃美國米和泰國米，但是買不到，這是我的困局。
前一陣，我看到了一本叫做《轉軌中的日本》的書，作者似乎也陷入了困局。作者多次去日本考察，有比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這書的價值也在於此。但作為中國人，作者似乎難以擺脫“中國視角”。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中國經濟騰飛的沾沾自喜：“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身上都帶著十萬、二十萬日元，日本人感到非常吃驚，羨慕得不得了，因為日本一般職員錢包裏有一萬日元就算多的了。”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真的落得如此之窮，但我清楚，中國人是並沒有如此之富的。能供得起孩子出國留學的，絕對隻能是中國人中的極少數。拿自家之長，比人家之短，這是我們曆來的毛病。書中關於中國經濟成就的數據，我不知道是來自日本，還是來自中國？
也許作者會說，許多讚美都是出自日本人之口。我告訴你，日本人的誇獎是不能聽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聽他們說我們的壞話倒比較少，雖然相信他們骨子裏是不會認為我們好的，但是嘴裏總是中國這個好，中國那個了不起。我的一個老師，一次跟我說起她去橫濱中華街吃“中華包”（肉包）的情形，說真是太好吃了！那表情，美得就像吃了仙桃似的。不就是肉包嗎？這個國家早已經到了飽食的時代，犯得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