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這“外人”的世界是不可思議的。但並非因為是“中國式”，當然也不是“日本式”的，是“中國式”的在日本的背景上映照出來的。很久前在大巴上，見前頭座位上有幾個後腦勺，上麵全都桀驁不馴地翹著幾根頭發，公雞尾巴似的，不像日本人。再看看他們的穿著，雖然也西裝革履，但是大敞開著的西服內，穿著羊毛衣，雞心領的，領帶就揣在那羊毛衣裏，再加上肚子大，那羊毛衣就顯得分外寬闊了。我認出來了，他們也是中國來的，而且是大陸來的。台灣來的我見過，那一年在皇宮廣場流連，驀然一陣吵鬧，驚異轉頭看，一對旅行團從廣場橫穿而過。操著中國話，服裝是穿得地道了，但是吵是一樣的。莫大的皇宮廣場，僅這二十幾個“外人”，就有能量讓它的空氣躁動起來了。
這些人也吵，車上的日本人不住地回頭討厭地瞧他們。路上堵車，我們心裏急，因為下午還得趕去學校上課。但是也沒辦法，既來之則安之，於是就跟他們攀談了起來。他們是政府考察團，來日本考察的。但是他們談得最高興的是玩，怎麼玩，哪裏好玩。我明白了，他們是借考察之名出來玩的，一如那些借考察之名出來打工的一樣。有很多偷渡無門的，或者沒膽量偷渡的，或者年齡大了的，就用考察名義辦來日本。
我身邊就有一個薛さん，是福建福清的農民，字沒識幾個，頂的是一個處長的名額，所以我們大家都開玩笑叫他“處長”。他也應答，挺得意。反正是成功來到日本了嘛！他說自己做夢也沒想到這一輩子還能混個處長當當。有時候他也在日本人麵前說自己是“處長”，說相當於日本的部門部長，把日本人噎得，說：“中國的部長就這水平？”簡直丟臉。但是薛さん卻說：“這有什麼？如果我運氣好，上通天線，也許還真能弄個什麼職務當當呢！”但是薛さん們也別不服氣，他已經是“老東京”了。而那些到國外考察的（也許他們中就有“處長”），問他們去過哪裏玩了，“銀座！”他們首先說。整一個土鱉。不了解東京的人，就知道跑銀座，就好像外地人去上海購物，就知道去南京路。其實銀座有什麼？招牌罷了。我們就告訴他們，要去新宿……他們馬上說：“新宿去過了，歌舞伎町，紅燈區，我們都看過了。”我們笑了，還是一群土鱉！也難怪，他們是公派嘛！他們也隻能這麼著。他們有人接待，高高在上，聽那些高官貴人講套話。他們走馬觀花，還能深入到哪裏去？資本主義社會啊，製度啊，文化啊不同什麼的，是他們嘴上經常會出現的話。
我想他們當了一陣“外人”之後，回去寫考察報告，一定少不了這樣的詞。他們甚至還可以作報告，開講座，寫遊記，向國人介紹“外國”日本的社會和文化。當然從另一方麵說，作為遊客，他們也有舒服的一麵，不需要跟這個社會共患難。他們不需要像我們這樣事事自己來做，被攪到日本社會的漩渦裏。我們會在乘電車時突然記起瓦斯費還沒有去交；我們需要盤算著哪裏的房租更便宜，住房條件又好；麵對著鋪天蓋地的經濟不景氣消息，我們也會膽戰心驚，這裏的一切都跟我們息息相關；看著JR電車職工罷工，我們不能出行，和日本人一起被阻在車站公話亭前排隊給公司學校打電話請假，我們心裏也不全是抱怨，也有同情；看著一個個會社倒閉了，我們感覺的是兔死狐悲，要是我們沒有了工作，我們靠什麼生活？拿什麼交學費？看著地下通道上越來越多的乞丐，我們會想：今天是他們，也許明天就輪到我們了。儼然我們已經是日本的“國人”了。也許我們會更快被輪到，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外人”。取締“外人”的呼聲越來越高，今天外務省一個對策，明天文部省一個嚴格審查，後天警視廳一個“外人”犯罪案件，眼看要呆不下去了。怎麼辦？薛さん怎麼回去當“處長”？當然我們還可以再去第三國，繼續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