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對方是讓我回去。可是對方卻是用商量的語氣。按我的理解，說這種意思時，一定不是那種語調的。這種情況也常發生在其他同胞身上，比如日本人叫你傳遞個東西，會說：“能否傳一下？”既然是能否，那我就可以說否。結果，剛去日本的中國人往往會說：“不能。”對方馬上臉灰了。原來雖然用的是商量語氣，其實是叫你非做不可的。到後來沒好果子吃了，才知道自己冒犯規則了。既然是非做不可，你日本人何必用這種語氣？如此謙卑？
其實，謙卑未必就是卑下，它是一種素養，甚至是一種自傲。所以敬語並不隻是為了尊敬別人，同時也是塑造自己。我多次聽日本人對我說，日本是世界上最講究禮貌的民族，其他民族的語言都沒有這麼複雜的敬體。可見他們多麼自豪。晚輩對長輩怎麼說話，長輩對晚輩怎麼說話，女人對男人怎麼說話，男人對女人怎麼說話，下級對上級怎麼說話，上級對下級又怎麼說話，都是要講究的。不僅說話，還有鞠躬，不同身份的人之間，誰得向誰鞠躬，腰要彎到多少度，都有具體規定。剛到日本的外國人，對日本的敬語甚是頭疼，往往隻能簡單表達意思算了。日本人往往也不計較，知道外國人掌握不了這些的，原諒地笑笑。能原諒他人的人，一定是身居高處的人，又是高下立現了。所以他們那麼認真地堅持著曖昧又刻板的語言。
說日語曖昧，隻是說對了一個麵，另一麵恰是，它又很講究準確。使用敬語是一種準確，在動詞的表達上，又是一種準確。比如在表現時間上，漢語要表明某個動作發生的時間，是在動詞前後加上時間副詞，比如那個煙草局長日記裏，就很“漢語”地使用了“已搞”、“正搞”、“待搞”。過去時是“已搞”，進行時是“正搞”，將來時是“待搞”，作為動詞的“搞”一直沒有改變，跟時態脫鉤，無論時態怎麼變，這個“搞”是搞定了的。具體什麼時間點“搞”，“搞”的本身是不管的。中國人的意識裏，隻有宏觀的時間。
日語則不一樣，動詞詞尾都是する，當一個動作已經發生、正在發生或者將要發生時，動詞詞尾的する就會有相應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是自動的，隻要使用某個動詞，這個動詞的詞尾就要有相應的標識時態的變化。這對我這個中國人是挺難適應的。當一種語言的時態能夠決定其動詞變化時，那麼，使用這語言的人對時間的概念是極其強調的，表現在其性格上，那就是守時。我在日本第二天，就不守時了。嚴格說，是失約，被狠狠地怪罪了。雖然對方是中國人，但是已經是在日本很久的中國人了，中文跟我相比，差遠了。日語卻講得很日本，於是也習慣了日本人的守時。我這麼說，又有褒揚日本人的嫌疑了，有人肯定又要不爽了，“漢奸”的帽子“將蓋”到頭上了。
忽然想到，以民族血統論人，其實是很荒謬的，甚至“國民性”的說法也如此。台灣人和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他們說的也是中國話，處世風格卻跟大陸的不一樣。這麼看來，語言也未必就是思維的方式，拿文化說事，也不靠譜了。喜歡“和諧”的，回答多是：“是啊！”“是這樣啊！”雖然心裏並不認可你說的。但是我知道我心裏應該很清楚：老師不批評我，我的缺點仍然在。從我自身角度，給我吃苦藥的人，其實我無論如何應該感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