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下飛機，來接站的幾位大連女士一個個花枝招展，後來她們反複向我們進行“大連婦女都喜歡穿”的宣傳教育。
在很多人眼裏，我“少年老成”，我“老夫子”，我“死羊眼、認死理”，多年以來，從不穿時髦的衣服。我在穿戴上隻求隨便、舒適和效率。得解釋一下最後“效率”這個詞兒——有時去文化部或中國劇協開會，總想順便到東城采買東西，因而免不了要帶上我那個硬塑料條編織的筐。常常一進會議室的門，總要先把筐放好，才找地方坐下。這雖然不是穿戴，但也屬於廣義上的扮相。因此可以說，我基本上是個不追時俗而自求瀟灑的人。因此也可以說，花襯衫、卡拉OK一類新潮“玩意兒”與我無緣。
然而前不久，我勇敢穿出了花襯衫——是在大連，是在蘇叔陽穿出他那猩紅色的“烈士鮮血”之後，我也才從衣櫥中取下了那件掛了好幾天都沒敢穿的“山河破碎”。那天，是《大連日報》把汪曾祺、袁鷹、蘇叔陽和我請到報社，要我們談談對於服裝文化的看法，因為幾天之後，第四屆“國際大連服裝文化節”就要在大連揭幕，他們想發一個專版的“文人論服裝”。
汪、袁二位揮了揮手，都說沒有研究，“家裏給買什麼，我們就穿什麼。”
汪73，袁69，蘇55，我51。蘇和我不僅在年齡上是晚輩，更有一樁相似之處，均工作於藝術界，他搞電影，我搞京劇。藝人和文人總有區別，不知您注意到這個沒有？我談了三點。
第一點，是“職業對於服裝的決定意義”。我素來不大承認“國際流行色”的說法，因為每個人都在自己特定的行業中生活，因此必然受到本行業審美特征的影響（或言“局限”）。比如京劇演員，平時看慣了五彩斑斕的戲裝，到了生活中打扮自己，自然就刻意去追求色彩對比。一般人對伶人們看不慣，說他們“怎麼俗氣怎麼打扮”。我看習慣了，不覺得有什麼錯處。但由於我一來不是演員，二來喜歡在文化界“插一腳”，所以當朋友送我這件“山河破碎”時，便隨手掛進衣櫃，一掛數年。這次上大連前打點行裝，是妻子的一聲“帶去穿”，我才把它放進了行李。蘇叔陽比我“老練”，來大連時穿了一件做工考究的短袖衫。細看，是“的確良”一類普通麵料。他有意在汪、袁的麵前問我，要我猜猜這件衣服多少錢。我估“20”，他答“15”，並講買自他家門前的地攤，一次就買了3件不同顏色的，這次都帶來了。我一聽就明白了，這純粹是演員習慣，每天要換一次“行頭”。隻是怕兩位前輩不理解，事先打個“招呼”，才故意“問”我一番。
第二點，應“把服裝文化視為調節夫妻關係天平上的一個法碼”。現在的服裝文化，主要體現於女裝，因此得到了廣大婦女的青睞。那麼作為小家庭中的男方，對此應該持有何種態度？最初，我像許多丈夫一樣，采取了不支持、不反對、不參與的冷漠態度。妻子進服裝店閑逛，我獨自在門口等候，十分不耐煩，甚至還會想：“為什麼已婚女子，進入書店和圖書館的數量就那麼少？”後來我發現，越是頑固抱有這種態度，夫妻關係就越緊張。相反，如果男方“鬆動”一下觀念，跟隨妻子逛一逛服裝店，就不難發現對方會產生一種“破格”的興奮之情。原來，其中有個“女為悅己者容”的緣故。她會讓你參與品評“這件好”或“那件不好”，真要掏錢買吋，你不妨大方一點，勸她堅決一些。越是這樣，猶豫的反倒輪到了她——作為家庭主婦，她首先要顧及的，自然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俗物”。我覺得，男方在參與的過程中，應把注意力放在共同提高審美能力之上。如做到了這一點，說不定在明天，妻子或許就有陪同丈夫一同逛書店、圖書館的興趣了。說到底，如果讓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永遠處在一個水漲船高、相輔相成的關係之中，一切就太美妙也太主動了。第三點，是“要入鄉隨俗”。記得一下飛機，來接站的幾位大連女士一個個花枝招展，後來她們反複問我們進行“大連婦女都喜歡穿”的宣傳教育，我也慢慢有所體悟。大連是個美麗的海濱城市，藍天，白雲，綠樹，黃沙，還有各式各樣的房屋建築。大連人膚色白，穿什麼都好看；大連人身板兒也挺拔，活脫的“衣裳架子”。生活在這樣色彩鮮明、空氣潔淨的地方，為什麼不多打扮一下自己呢？從這個意義上講，創建“北方香港”模式的大連文化，不妨就以其中的“服裝文化”作為“龍頭”，讓“龍頭”稍稍地發達一些，讓它擔當著領（拎）其他分類文比的作用，當是一種正確的策略。當然切記，“龍頭”也不能太突出和超前，“頭大身子小”，就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