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相對於活潑生動氣象萬千的現實生活而言，傳統文化屬於靜態的東西，屬於“死”文化的話；那麼，處於積極建設之中、生機勃發而又日新月異的當代文化，則是健行不息的“活”文化。
而正確把握當代活文化的態勢，科學評判它的價值，理性展望它的前景，對於我們建設當代中國新型文化體係，有著不可忽視的文化建構意義。
關於文化的結構，國內學術界公認將其分為物質的、製度的、思想的三個層麵是比較合理的。
換言之，文化結構的“三分法”，已經得到學術界的認同。
本文就從這樣一個理論構架出發，闡發自己的觀點。
一、物質文化的迅猛發展
物質文化的建設是製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建設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八十年代，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全麵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
相對於1949年以前的中國，當代物質文化建設的成就，固不必說，就是相對於改革開放以前的數十年，八十年代這十年的成就，也是前無古人，世所矚目。
從總體上看，這十年間國家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小康過渡；少數地區已經實現小康；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少數地區，人民生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城鄉居民家庭擁有的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顯著增加。
總之，毫無疑問，這十年是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十年。
優越性的過多羅列和對比，容易使人產生“逆反心理”，但這“十年勝千載”的生活變化，卻是不可否認的。
現在，世界上不同的人對於中國的現狀可能有極為不同的價值評判，但沒有一個人否認這十年中國所發生的亙古未有的深刻變化這個事實。
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使每一個正直的炎黃子孫感到心情舒暢，感到現代化的氣息洋溢在神州大地。
因此，人們有充分的根據滿懷豪情地投身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之中，健步走向未來。
作為當代中國活文化重要構成的物質文化，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取得眾心歸附的成果，首先在於中國共產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正確轉移了黨的工作重心，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工作的當務之急，死死扭著經濟建設這個重心不放。
其次，在於文化建設立足於現實的中國國情，立足於當代中國的興旺發達。
這樣，就避免了近代以來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曆程中那種情緒化、玄虛化的缺陷，避免了五四以來所出現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內在弊端。
同時，也在客觀上增強了文化自我更新的機製，從而將文化建設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事實證明，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堅持政治、經濟、文化的穩定協調變革，我們就能夠建設起一個物質文化方麵穩固強大的國家，就能夠把現代化事業順利推向前進。
可以說，在這十年中，雖然國內外風雲變幻，但我們緊抓經濟建設不放，以至終於取得了今天的成果，是記取了數十年來依靠政治運動搞經濟的教訓的結果。
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抓住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根本問題：把國民經濟建設搞上去！
當然，我們不能不看到，物質文化建設中還存在著許多必須盡快加以克服的問題。
比如，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方麵的消費需求，與隻能適度增長的物質產品之間的矛盾；相當數量的企業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效益不高；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的不盡合理……這一切，都必須而且隻能在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二、製度文化的積極建設
與當代中國物質文化建設同步，製度文化的建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八十年代這十年，我國社會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製度文化方麵的變革，首推經濟體製的改革。
與政治體製改革和科技、教育體製的改革相比較，經濟體製改革的涵蓋麵最廣、步伐最大、前進的速度最快，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首先在農村開展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由點到麵，逐漸迅速地擴展到全國，成為啟動十年改革的關鍵步驟，成為調動全體農民積極性的革命性措施。
農村改革的成功，推動了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也促進了其他領域的改革的開展。
在城市，圍繞搞活企業這個中心，先後在計劃、財政、稅收、金融、物資、商業、外貿、價格、勞動工資等方麵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這些改革，從文化結構的層麵來看，屬於製度文化的改革。
改革的結果，是擴大了地方和企業的權力，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於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對於完善社會主義製度，起到了十分明顯的積極作用。
在政治體製和科技、教育體製方麵，我們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較之經濟體製的改革，雖然由於種種曆史和現實的原因，這方麵的改革步子要小一些，成效也相對不那麼大，但這正說明進一步深化這方麵改革大有必要，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