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初,我領到做行政助理後的第一個月工資,即7月份工資。底新2500元,加班60個小時:

每天工資:2500(元)÷30(天)≈83(元/天);

每小時工資:83。3(元/天)÷8(小時)≈10。4(元/小時);

每小時加班工資:10。4※1。5=15。6(元);

60小時加班工資:15。6(元)※60(小時)=936(元)。

6月份總工資:2500元(底薪)+936元(加班費)+50元(全勤獎)+50元(績效獎)-75元(社保)=3461元。

所有辦公室職員加班超過60個小時一律算義務加班,開會和培訓一律不算加班。想想心理真是不平氏衡,即便日本人和中國人做同樣的職位,日本人的工資是中國人的20-30倍。不但如此,日本人一年能拿到14-18個月工資的工資,還經常以加班費名義多發錢。但對我們中國員工卻如此苛刻,連我們的血汗錢要壓榨。

本來加班費這項己讓我們吃盡了虧。更讓我們吃虧的是,社保也要來分一杯羹。

深圳這邊稍微正規的公司都要辦理養老保險,以前隻知道社保要扣錢,別的都不懂,現在徹底懂了,心裏更加鬱悶。養老保險包括養老、失業、工傷、生育、醫療保險。對於養老保險,理論上我是讚同的。但用在我們這些外來打工者身上,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養老保險的宗旨是為了最終的老有所養,在深圳這個95%以上為外來人員的城市裏,我們購買養老保險的唯一目的就是將來離開深圳時可以退保。但我們真的不願意買養老保險,因為每個月要從工資中扣除75元,公司還要替我們交125元。萬一那天離開這個廠了,就會有一筆錢壓在這個養老保險上。即使是廠方很厚道地幫我們辦了退保手續,跑來跑去花了時間和精力不說,退保也隻能拿到九十多塊錢。也就是說,每個月交了二百多元的養老保險,有一百多元不知道哪裏去了。

能拿到退保金的還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因為走得匆忙,再加上極本不懂養老保險這回事,連一分錢都沒得退呢,想想真不劃算。據說在深圳有一千多萬打工者,大部分人每月隻有幾百元的工資,再怎麼省吃儉用也存不了幾個字。我們辛苦打工幾年,就指望離開這座不屬於我們的城市時,退保可以拿到幾千塊錢回老家呢。現在單位招工,哪個不是隻要20歲左右的年輕人啊。又有幾個人能在這個城市裏連續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養老保險呢?

何況,在這15年間,若有失業,便隻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個失業的人,連吃穿住都成問題,哪裏有錢交保金呢?再說了,這國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臉,說變就變,等幾十年退休後,是個什麼樣子誰又說得準呢?

但無論如何,拿到這筆錢我還是很高興的,因為比我以前幾個月加起來的工資都高。我將2000元寄回家,並買了一個手機。當我在電話裏將連續兩次升職並加薪的消息告訴媽媽時,她在電話那頭都激動得哭起來,連聲說:“海鷗再不愁學費了,海鷗再不愁學費了。”

雖然我能理解媽媽的心情,攢夠海鷗的學費也是我最急於實現的理想。但媽媽連問都沒問我過得好不好,讓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無人傾訴的。我原以為,現在是行政助理了,職位比做普工時高了許多,應該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雖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術大樓,但他們卻都對我敬而遠之。開始我很不明白,後來才知道,他們看田中先生對我這麼好,都認為我己經是田中的人了,這讓我很是鬱悶。

所以,雖然我年輕漂亮,雖然我聰明勤奮,但沒有一個人追我,這讓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時間撲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不屬於國家法定假期,照例沒有假放,雖然很多人非常想趁這個團圓之夜和親朋好友聚聚。這個願意雖然簡單,也隻能是奢望。普工們一如既往地加班加點,隻是晚飯時,每人分到了兩隻廉價的月餅。

緊跟而來的“十一”國慶節倒是有兩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為了不影響正常上班秩序,廠裏早就發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後一個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將九月底最後一個個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來,所謂“十一”的兩天法定假期事實上變成了兩個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變成了1:2。珠三角一帶的工廠都這麼做,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

勞資關係緊張是深圳很多工廠的通病,這與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經濟模式有關。由“三來一補”起家的深圳,實際上是“高技術產品、低技術製造”。企業賺的是一點“人工錢”,也就就是靠壓低工資及惡劣的勞動條件睞實現低成本,以此賺取利潤。簡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餘價值”。

特別是在日本企業,勞資關係尤為緊張。因為文化及習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難管理好中國員工。有些聰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權力下放給一個指定的中國主管,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但這樣做的後果就是,那個被指定的中國主管,大多會借機大權獨攬,並做出損公肥私的事,讓企業蒙受重大損失。最後弄得一團糟,還要日本人來收拾爛攤子。

但大多數日本上司緊握權利不放,凡事親力親為,這樣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國員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緊張,勞資關係一觸即發。

雖然日本人相互之間在工作上要求非常嚴格,但一般日本人對中國人還是很寬容的。可是,勞資矛盾還時常不可避免地發生。

日資廠的管理中,一直滲透著一些傳統的陋習,別說是腳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還要連連認錯。對他們來說,上級打下級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並且,他們還把這種陋習帶到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