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大黃金時代，於本世紀來臨，直到紀元前一世紀（那時，中國從分裂紛亂中終於凝結成一個龐大的國家，奠定中國的基本疆土，更奠定中華人的一項偉大的傳統價值——大一統的心理基礎）。在學術思想上，大黃金時代是中國最光榮、最長期的百花怒放、百家爭鳴時代。這項燦爛的景觀，要到兩千三百年後的二十世紀初葉，才再重現。所以大黃金時代的學術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春秋時代於本世紀一十年代結束，吳王國亡於暴發戶的越王國，五霸遂成為曆史上的陳跡。一個新型的為時二百六十年的戰國時代揭幕，越王國在消滅了強大的吳王國後，即從重要的國際舞台上若隱若現。久困於內部紛爭的晉國，最後也被三大家族瓜分為三個獨立封國。
國際權力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出現，即戰爭更多，戰爭的規模更大，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動更巨。
一封國的並吞與逐君殺君（下）
本世紀（前五）跟上兩個世紀一樣，大國繼續瘋狂地並吞小國，強鄰繼續瘋狂地並吞弱鄰，國君被逐被殺的事件，繼續瘋狂地不斷發生。
並吞的記錄：
一、楚王國並吞頓國（河南項城）、胡國（安徽阜陽，不是紀元前八世紀被嶽父滅掉的那個胡國）、陳國（河南淮陽）、蔡國（安徽鳳台）、杞國（山東安丘）、莒國（山東莒縣）、密國（河南新密）。
二、吳王國並吞越王國（浙江諸暨，不久複國）。
三、宋國並吞曹國（山東定陶）。
四、晉國並吞泫國（山西高平）、代國（河北蔚縣）、仇由國（山西孟縣）。
五、越王國並吞吳王國（江蘇蘇州）、郯國（山東郯城）。
六、秦國並吞密國（甘肅靈台）。
逐君殺君的記錄：
本世紀（前五）被並吞的封國數目，跟逐君殺君的數目，看起來似乎比從前減少。事實上是大多數封國的滅亡，都沒有記錄可尋。小封國如此，較重要的封國有時也如此。
被並吞的不僅僅是小封國，強大的五霸之一吳王國，以及十二重要封國中的陳國、蔡國、曹國，也都不能幸免。顯示出一種現象，即強國不再以霸權為滿足，不再以擁有尾巴國為滿足，它要直接控製土地。不再以國君臣服為滿足，而要把國君排除，直接統治人民。封國數目減少，國君數目也跟著減少，滅它們殺他們的事件自然也跟著減少。二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大黃金時代
在不斷戰爭和不斷政變聲中，出現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從本世紀（前五）起，直到紀元前一世紀，綿延四百餘年，它包括下列一個較短的時代，一個較長的時代，和三個強大的王朝（王國）：
一春秋時代末期本世紀（前五）
二戰國時代本世紀（前五）——前三世紀
三秦王朝前三世紀
四西楚王國前三世紀
五西漢王朝前三世紀——前一世紀
中國社會結構，在本世紀（前五）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時間，是一種廣大的奴隸群和貴族並存的社會。因為土地權來自分封，也就是隻有國君跟貴族才有土地，而奴隸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奴隸不但沒有土地所有權，而且連自由權也沒有，他們來自戰爭時的俘虜，獲罪於貴族的平民和奴隸的後裔——奴隸的後裔永遠是奴隸。奴隸所以在社會結構上占重要地位，是因為耕田係使用木犁，木犁必須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動。大黃金時代開始時，鐵器開始普遍，除了用於戰爭外，也用於把木犁改為鐵犁。尤其是不知道由於什麼契機，人們發現如果使用牛馬拉動鐵犁，會比使用奴隸耕種的速度更快，收獲也更多。這就跟十九世紀內燃機出現，終於代替了牛馬一樣。不僅產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會巨變，促使奴隸製度沒落，土地所有權開始從國君和貴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兩種新興的事物：都市商業階級和土地重新分配後的地主階級，向舊日的木耕人耕時代的奴隸主，也就是世襲的貴族階級挑戰，世襲的貴族們不斷地掙紮反攻，也曾不斷地獲得勝利，但發展到紀元前三世紀時，失敗已成定局。
在這種社會結構巨變之下，思想學術界呈現出百花怒放的奇觀。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長在火山灰上一樣，火山爆發時的震撼固然驚天動地，甚至造成大量傷害，但它噴出的火山灰卻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世襲貴族千餘年對圖書和知識的壟斷，隨著他們走下坡而失去控製。平民階級——包括奴隸，過去絕對不允許，也絕對不可能獲得圖書和知識，而且即令獲得也沒有用，社會和政府全是封閉的，平民永不能脫離他們的階級。大黃金時代中的平民卻可從新獲得知識技能，爬到貴族地位，擔任政府官員和累積財富。新的社會形態是，一個人的權力，決定於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決定於他的祖先成分，這是從前連做夢都夢不到的事，遂使貴族階級固有的知識分子認為名份大亂，七竅生煙。但中國所有的古哲學思想和文化創造，卻因此而在這個時代中萌芽成長。最主要的有四大學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還有其他各種美不勝收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紛紛出現，光芒四射，使中華人的思想學術，進入空前的輝煌時代。
春秋戰國式的國際並吞戰爭，在紀元前三世紀結束時，大黃金時代達到巔峰。秦王朝把中國建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統一而強大，具備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國廣達三百萬平方公裏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沒有一個古文明國家或民族，能在一開始時即擁有這麼廣大完備的規模，而且置於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漢人之外，還包括其他多種民族，如苗民族、瑤民族、戎民族等等，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國家之一。接著是紀元前二世紀開始，西漢王朝給中國帶來長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華人凝結力更強，各民族到最後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
最重要的是，大黃金時代一些偉大的成就，幾乎全由中華民族單獨完成。這是中華民族生命力最活潑旺盛、最朝氣蓬勃的時代，像一頭不停撞樹的牛犢，從不後看，而隻勇敢向前。
所以我們稱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是大黃金時代——黃金時代中的黃金時代。
三儒家
儒家學派對中國人的影響，至為深遠，它的創造人是上世紀（前六）末，才從事政治生涯的孔丘。現在讓我們繼續敘述他的事跡。
本世紀（前五）第一年（前五○○），魯國國君姬來跟齊國國君薑杵臼在夾穀（山東新泰）會麵，孔丘以禮儀專家身份，被任命為姬宋的賓相。於是儒家學派最津津樂道的一件事發生了，會見之後舉行的娛樂節目中，齊國演出萊部落（山東平度）的土風舞，孔丘根據儒書，指責齊國不該使野蠻人表演，而應使用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演出傳統的宮廷舞，不過卻是宮廷中平時演出的輕鬆喜劇。孔丘再根據儒書，認為犯了“平民輕視國君”的大罪，立即指揮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男女演員驅到台階之下，砍斷手足。據孔丘的門徒事後麵不改色的宣稱，孔丘這次淩厲行動，不但沒有引起國際衝突，反而使齊國國君發現自己做錯了事，大為恐懼，就把從前侵占魯國墳水以北一帶土地（汶水以北、龜山以北之田）還給魯國。
紀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議三桓拆除他們的都城，以求魯國國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權威，這就是著名的“墮三都運動”。三桓對於家臣們不斷地占據都城跟他們對抗，很早以來就深為苦惱，孔丘的建議似乎是釜底抽薪，根絕家巨擅權的有效方案，所以一致讚成。可是，當叔孫家的後阝城（山東東平）和季孫家的費城（山東費縣），都拆除了城堡，要更進一步拆除仲孫家的成阝城（山東寧陽）時，仲孫家的態度忽然改變。不但仲孫家的態度改變，連都城已拆除了的二桓，也忽然警覺到不對勁。拆除都城固然可以阻止家巨利用，但也毀滅了保護自己對抗國君的力量。孔丘當然不肯中止，他請國君姬宋親自率領軍隊前去討伐，結果大敗而回，隻好眼睜睜看著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兩個都城重建起來。這是孔丘企圖恢複傳統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墮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賞識他的國君姬宋任命為代理宰相（攝相事），三桓已經大為光火，麵孔丘卻不到三個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處死。然後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狀，這五大罪狀是：“居心陰險，處處迎合人的意思。行為邪惡，不肯接受勸告。說出的全是謊話，卻堅持說的全是實話。記憶力很強，學問也很淵博，但知道的全是醜陋的事情。自己錯誤，卻把錯誤潤飾為一件好事。”這種煙霧蒙蒙的抽象罪名，說明凡是有權的人，都有福了，他們可以隨時把這頂奇異的帽子扣到任何一個人頭上，而仍能振振有詞。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對天老爺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時候，三桓故意不分給孔丘。這是周禮社會中最嚴重的一種處分、表示已被深惡痛絕。孔丘隻好流亡二出奔衛國。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結束，但對他卻是幸運的，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教授門徒上。他曾經訪問過齊國、陳國、蔡國，尋求一個能實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禮的國度，但他無法找到。最後，紀元前四八四年，他再回到魯國定居，在外共流亡了十三年。
孔丘回國時已六十三歲，繼續教授門徒，傳播他對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創時代的懷念和崇拜。又對下列五部當時已經存在的古老書籍，用他的觀點，加以編纂刪訂：
一《易經》
二《春秋》
三《詩經》
四《書經》
五《禮經》
注意這五部書，它們被合稱為“五經”，大黃金時代結束後，儒家學派在政府中當權，這五部書支配中華人學術思想近兩千年之久。
《易經》是一部曖昧不明的形而上學的玄書，它所用的字句簡單而模棱，因之使它顯得好像十分深奧，讀者們可以站在各種角度，作各種不同的解釋。隻因它是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據說出自周王朝開國英雄姬昌（第一任國王姬發的老爹）的手筆。所以孔丘懷著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觸及到它的實質問題，他感歎自己生命的短促，沒有時間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卻不像儒家那麼尊重它，老實不客氣的用它來推測未來，一直到二十世紀，仍把它當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書。
《春秋》周王朝所屬各封國，都有本封國的曆史記載，而且各有各的名稱。如楚國史名《(木壽)杌》，晉國史名《晉乘》，魯國史名《春秋》。孔丘對魯國史重予編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實的史實，而在用來發揮他的恢複傳統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對新興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隱瞞或抹殺，甚至曲解貴族的罪行。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國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絕稱它的君主為國王，而隻稱他為子爵，這個可憐的老人企圖用精神勝利的法寶來否定現實。於是，《春秋》遂脫離曆史的範圍，變為“褒善貶惡”評論性的經典。孔丘的門徒堅持說，經過他們開山老祖刪訂過的《春秋》，每一個字都有神聖的和深奧的意義。這些門徒中後來曾有三部著作《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專門詮解《春秋》。其中最教人驚奇的是，《公羊傳》和《榖梁傳》，是用一種自問自答的方式來詮釋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學派的門徒卻不承認有什麼可失笑的，嚴肅的當作一本聖書。
《詩經》出現於紀元前十二世紀，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包括貴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規定，依孔丘的標準，隻保存了他認為有價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這是中華文化最大的損失。《詩經》裏的詩篇，包羅人生萬象，從戰爭到和平；從閨房到宮廷；從農田到政府；從政治到戀愛，並且有很多其他書籍上所沒有的情調和鳥獸草木的名稱。貴族階層的知識分子在談話中必須經常引用上麵的詩句，以顯示他的高深學問，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當作辭典運用。孔丘的門徒再加發揮，索性把所有的詩篇，都賦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傳》、《榖梁傳》賦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樣。這部詩選，遂被尊為經典，脫離了文學的範圍，成為儒家的五種經典之一。連男女間的情歌，都被形容為聖人們莊嚴的政治意識（這使我們想起基督教《舊約》中《所羅門之歌》被詮釋為上帝的預言一樣，兩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書經》又名《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獻選集，包括紀元前二十七世紀黃帝王朝，紀元前二十三世紀夏王朝，紀元前十九世紀商王朝，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觀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開國的帝王，幾乎統統都是聖人，比英雄還要高一級，所以他們的文告宣言自然成為經典。知識分子也必須經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為自己的意見找到權威論據。
《禮經》內容全部是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期的禮節儀式。孔丘認為，禮節儀式也是一種教育，使貴族、平民、奴隸，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隻要大家自覺的甘心於現狀，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東西，好比說，奴隸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自由權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政治權力，社會就會永遠和平。所以孔丘認為禮的教育——禮教，可以辦到用血腥鎮壓手段所辦不到的事，能夠使社會恢複到紀元前十二世紀時那種貴族的樂園時代。正如一個政黨的政綱政策一樣，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體方案，全在這部經典之中。後來這部經典分為下列三書：《禮記》、《儀禮》、《周官》，內容更詳盡，範圍更擴大，但主旨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