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一九五二年，傅聰演奏俄國斯克裏亞賓的作品，深受他的老師勃隆斯丹夫人的稱讚，她覺得要了解這樣一位純粹斯拉夫靈魂的作家，不是老師所能教授，而要靠學者自己心領神會的。五三年他在羅馬尼亞演奏斯克裏亞賓作品，蘇聯的青年鋼琴選手們都為之感動得下淚。未參加肖邦比賽以前，他彈的肖邦已被波蘭的教授們認為“富有肖邦的靈魂”，甚至說他是“一個中國籍貫的波蘭人”。比賽期間，評判員中巴西的女鋼琴家，七十高齡的塔裏番洛夫人對傅聰說：“富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樂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還有熱烈的、慷慨激昂的氣質，悲壯的感情，異乎尋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覺，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少有的細膩與高雅的意境，特別像在你的《瑪祖卡》中表現的。我曆任第二、三、四屆的評判員，從未聽過這樣天才式的《瑪祖卡》。這是有曆史意義的：一個中國人創造了真正《瑪祖卡》的表達風格。”英國的評判員路易士•坎特訥對他自己的學生們說：“傅聰的《瑪祖卡》真是奇妙，在我簡直是一個夢，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無法想象那麼多的層次，那麼典雅，又有那麼多的節奏，典型的波蘭瑪祖卡節奏。”意大利評判員，鋼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對傅聰說：“隻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給你那麼多難得的天賦，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國藝術的意境。”
這位意大利教授的評語，無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個謎。因為傅聰在肖邦比賽前後，在國外引起了一個普遍的問題：一個中國青年怎麼能理解西洋音樂如此深切，尤其是在音樂家中風格極難掌握的肖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樣，認為傅聰這方麵的成就大半得力於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認識與體會。隻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具備自己的民族靈魂，才能徹底了解別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滲透他們的靈魂。五六年三月間南斯拉夫的報刊《政治》（Politika）以《鋼琴詩人》為題，評論傅聰在南國京城演奏莫紮特和肖邦兩支鋼琴協奏曲時，也說：“很久以來，我們沒有聽到變化這樣多的觸鍵，使鋼琴能顯出最微妙的層次的音質。在傅聰的思想與實踐中間，在他對於音樂的深刻的理解中間，有一股靈感，達到了純粹的詩的境界。傅聰的演奏藝術，是從中國藝術傳統的高度明確性脫胎出來的。他在琴上表達的詩意，不就是中國古詩的特殊麵目之一嗎？他鏤刻細節的手腕，不是使我們想起中國冊頁上的畫嗎？”的確，中國藝術最大的特色，從詩歌到繪畫到戲劇，都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講究典雅、自然；反對裝腔作勢和過火的惡趣，反對無目的的炫耀技巧。而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級藝術共同的準則。
但是正如我在傅聰十七歲以前不敢肯定他能專攻音樂一樣，現在我也不敢說他將來究竟有多大發展。一個藝術家的路程能走得多遠，除了苦修苦練以外，還得看他的天賦；這潛在力的多、少、大、小，誰也無法預言，隻有在他不斷發掘的過程中慢慢的看出來。傅聰的藝術生涯才不過開端，他知道自己在無窮無盡的藝術天地中隻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不但目前他對他的演奏難得有滿意的時候，將來也遠遠不會對自己完全滿意，這是他親口說的。
我在本文開始時已經說過，我的教育不是沒有缺點的，尤其所用的方式過於嚴厲，過於偏激；因為我強調工作紀律與生活紀律，傅聰的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遠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輕鬆快樂，無憂無慮。雖然如此，傅聰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這點缺陷，當然還有不少別的，都證明我的教育並沒有完全成功。可是有一個基本原則，我始終覺得並不錯誤，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才是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1]。或許這個原則對旁的學科的青年也能適用。
原載於《新觀察》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1] 我說“做人”是廣義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內；主要對集體負責，對國家、對人民負責。——傅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