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國立藝專校長，時北京與杭州二校合並，遷在昆明，來電招往擔任教務主任。我從香港轉越南入滇。未就職，僅草一課程綱要（曾因此請教聞一多），以學生分子複雜，主張甄別試驗，淘汰一部分，與滕固意見不合，五月中離滇經原路回上海。
從此至一九四八年均住上海。抗戰期間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亦是鴕鳥辦法。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以肺病兩次去廬山療養三個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上海情形混亂，適友人宋奇擬在昆明辦一進出口行，以我為舊遊之地，囑往籌備。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謂辦進出口行，僅與當地中國銀行談過一次話，根本未進行。全家在旅館內住了七個月，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乘飛機去香港，十二月乘船至天津，轉道回滬，以迄於今。當時以傅聰與我常起衝突，故留在昆明住讀，托友人照管，直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方始回家。
二、經濟情況與健康情況
母親死後，田租收入一年隻夠六個月開支，其餘靠賣田過活。抗戰前一年，一次賣去一百餘畝；故次年抗戰發生，有川資到廣西避難。以後每年賣田，至一九四八年隻剩二百餘畝（原共四百餘畝）。一九四八年去昆明，是賣了田，頂了上海住屋做旅費的。昆明生活費亦賴此維持。我去昆明雖受友人之托，實際並未受他半文酬勞或津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上海後，仍靠這筆用剩的錢度日。同時三聯書店付了一部分積存稿費與我，自一九五一年起全部以稿費為生。
過去身體不強壯，但亦不害病。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患肺病，一九五○—一九五一年又複發一次。一九五五年一月在錦江飯店墜樓傷腿，臥床數月，至今天氣陰濕即發作。記憶力不佳雖與健康無關，但是最大苦悶，特別是說話隨說隨忘。做翻譯工作亦有大妨礙，外文生字隨查隨忘，我的生字簿上，記的重複生字特別多。以此，又以常年伏案，腰酸背痛已成為職業病，久坐起立，身如彎弓。一九五六年起腦力工作已不能持久，晚間不易入睡，今年起稍一疲勞即頭痛。
三、寫作生活
十五六歲在徐彙公學，受楊賢江主編的《學生雜誌》影響，同時訂閱《小說月報》，被神甫沒收。曾與三四同學辦一手寫不定期文藝刊物互相傳閱，第一期還是文言的。十八歲，始以短篇小說投寄胡寄塵編的《小說世界》（商務），孫福熙編的《北新》周刊。十九歲冬天出國，一路寫《法行通信》十四篇[2]五萬餘字，載孫福熙編的《貢獻》半月刊[3]。
二十歲在巴黎，為了學法文，曾翻譯都德的兩個短篇小說集，梅裏美的《嘉爾曼》，均未投稿，僅當作學習文字的訓練，絕未想到正式翻譯，故稿子如何丟的亦不記憶。是時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回國後於一九三一年即譯《貝多芬傳》。以後自知無能力從事創作，方逐漸轉到翻譯（詳見附表）。抗戰前曾為《時事新報•學燈》翻譯法國文學論文。抗戰後為《文彙報》寫過一篇“星期評論”，為《筆會》寫過美術批評，為《民主》《周報》亦寫過時事文章。抗戰期間，以假名為柯靈編的《萬象》寫過一篇“評張愛玲”[4]，後來被滿濤化名寫文痛罵。
一九三二年冬在美專期間，曾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由上海美專出版，半年即停刊。
一九四五年冬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為綜合性雜誌，約馬老、夏丏老[5]等寫文。以取稿條件過嚴，稿源成問題，出八期即停。
曆年翻譯書目
四、社會活動
少年時代參加“五卅運動”及反學閥運動。未加入國民黨。抗戰勝利後憤於蔣政府之腐敗，接收時之黑暗，曾在馬敘倫、陳叔通、陳陶遺、張菊生等數老聯合發表宣言反蔣時，做聯係工作。此即“民主促進會”之醞釀階段。及“民進”於上海中國科學社開成立大會之日，討論會章，理事原定三人，當場改為五人，七人，九人，至十一人時，我發言：全體會員不過三十人左右，理事名額不宜再加。但其他會員仍主張增加，從十一人，十三人，一直增到二十一人。我當時即決定不再參加“民進”，並於會場上疏通熟人不要投我的票，故開票時我僅為候補理事。從此我即不再出席會議。一九五○年後馬老一再來信囑我回“民進”，均婉謝。去年“民進”開全國代表大會，有提名我為中委候選人消息，我即去電力辭；並分函馬老、徐伯昕、周煦良三人，懇請代為開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