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與假
《解密》見世後，陸陸續續有讀者給我打電話或來信，他們在問我一個共同的問題：這是真的嗎？這個問題聽來很簡單，答案似乎就在我的唇齒間，然而我卻深感難以回答。難以回答也不是不能回答，隻是我缺乏回答這個問題的熱情和願望。坦率說，我寧願讓它成為我和讀者之間的秘密。退一步說，我說什麼其實也是不作數的。真和假對作者來說似乎是個客觀問題，但對讀者來說卻絕對是個主觀問題。可以說，《解密》在投稿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恰是我有這方麵體會的最好的證詞。
就在眼前，不會忘記，我寫好《解密》的時間是二〇〇二年八月三日，第二天下午，我同時給兩家刊物寄去，一家是華南的，一家是華北的。因為都是朋友，回音來得比較快，但結果都是令人沮喪的。華南的刊物的終審意見是：欲哭無淚，因為人物和故事太奇，缺乏現時性。華北刊物的意見是：涉及的題材太敏感，建議換個故事的殼。我理解，把兩方意思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個真和假的問題：前者指責我假，怕讀者不接受；後者卻擔心我真，怕給刊物惹事。截然相反的意見令我感到很惶然，好在後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李師東和《當代》雜誌社洪清波兩位“大編”另眼相看，得以有現在的好下場。有人說，我是因禍得福。也許吧，畢竟中國青年出版社和《當代》雜誌社的影響要比前兩家刊物和出版社大得多。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話說回來，有這個體會後，我對《解密》的真假問題實在有些諱莫如深。不用說，編輯首先是讀者，也許該說是職業讀者，高級讀者，他們代表的也是讀者的意見。也就是說，一部小說問世後，確定真假的權力其實並不在作者手裏，而在讀者手裏。這時候，我來如實回答問題，就顯得很不明智了。所以，我還是保持沉默為好。
2003.7.21
苦與樂
《解密》出版已近四年，其間它如親人一般陪我，伴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喚醒了我一些記憶。如下的文字，大抵是說明我想珍藏這份記憶吧。
說真的，《解密》於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說，而更像是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曆史。這段曆史本身具有小說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複雜、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總算是苦盡甘來，有個善良的結局。
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清楚地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一年七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讀書，是馬上麵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將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的舉動，暗示我將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其間我有的變異早已把我變得不再是曾經的我。這些年，我經曆的變動之多之大，絕非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說，我經曆了從解放軍、到武警、到轉業軍人、到國家幹部、到有職無業的閑人等“幾重變換”；從居住地說，經曆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說，又必然地經曆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杠上開玩笑似的摔下來，居然離癱瘓隻剩一步之遙。我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煉，最後總算贏得了一個“隻是偶有不適”的好下場。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我以顏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拋棄它，從六萬字的草稿中理出一個兩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於《前線文藝》一九九四年春季號），再從十一萬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記本》，發於《青年文學》一九九七年九月號），都是我曾經想放棄它的證據。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無法將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幹，來年照樣生出小樹枝，不屈服於死。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蹣跚、難看，但蹣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和蠻勁。我深切地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點和缺點都被最大限度地顯現了。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曆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鍾，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樂，也是我不滅的記憶。也正因此，我對《解密》有今天的善終而給予過我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以及部分與我有聯係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別的感動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