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來高潮了
中國的曆史可以說成是農民起義的曆史，這在世界是沒有的，中國的農村矛盾不能輕視，看著平日裏老實好欺負的農民，一旦反抗起來，叫那些看上去強盛的王朝都一一倒下。
現在的川北政府對於農村的矛盾，是用經濟杠杆來緩和矛盾、調節利益，這隻是川北政府應對農村的一方麵。
堵或者是用革命的辦法來解決農村矛盾，劉銘都不會選擇的。對於是否收回土地所有權劉銘更是沒有想過，這種辦法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創傷，一旦走上絕對化的道路，是很難再回頭的，這不是劉銘想要的，也更不是現在需要隱蔽發展的川北需要的。
我們要知道，地主的財產也不全是非法得來的，他們往往也是一點點慢慢積累的，隻是現在缺少來自政府的控製，使得他們為了利益，變的肆無忌憚。
現在就要保護的是用合法的手段得到合法財產，這是一種好的社會習慣，一個好的社會習慣很難建立，往往破壞的習慣比建設要來的快，人們往往相信暴力，這需要一點大智慧，控製自己想著一掌翻天後的快感，劉銘不想在川北給人帶來一個不好的先例。
你對於他們用非法的手段得到財產有意見，那我們可以立法，建立規矩，來規範地主的行為。我不是在說教，作為一個小老百姓，我需要自己的財產安全，政府不得以各種各樣的理由來剝奪我的財產，這是一個要發展的社會必備的規矩。
川北這輛戰車要想在中國的大地上馳騁，就要拉上更多的盟友，而減少敵人，劉銘不認為川北短時期內有力量和精力來應對這些問題。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以宗族為中心的，很多封建王朝也是以地主為支撐，政府又防著他們，怕他們過份的兼並土地，所以對農村的控製並不是很嚴密，在農村並沒有政府建設。所謂的保甲製度，在劉銘看來更是一個個小王國，政府把這一地方的管理權交給地方上的大勢力，政府再有限度的對他們進行管理。
這種方式的社會動員力是很弱的，整個社會的力量，都被各個小集團所分割，不能充分調動整個社會的力量，但是要加強社會動員力，往往要加強公權，公權的加強又往往削弱人民的權利，使公權減少了監督，這就會產生大麵積的腐敗。
劉銘不想加強公權，但要加強社會的動員力，就要走別外的一條路。
對於加強川北的整體力量，劉銘也就隻能想起他原來生活的世界，中G是如何動員社會力量的，從二十一世紀向前推，中國的農村是由一個個黨支部組織著，而農村黨支部的建設曆史可以從國G第一次合作開始，這段時期劉銘不是很清楚，國內革命時期以後，劉銘到是清楚，可是那套劉銘覺得還不適合現在的川北用，那就從抗日戰爭開始吧。
想起以前看的中G在抗日戰爭中有關農村建設的內容，他們那時是有日寇在側，用抗日救國的口號來調動整個民族，進入農村發動人民抗日，現在川北也要有一個口號來調動人民，把川北政府融入其中。
建設新農村，這是川北在一九零五年提出的口號。
在農村成立農村自治會，由村民有限的自治，這是在一九零五年，劉銘帶著李福、王大貴歐家梁最先實行的。
在劉銘自己看來，現在川北沒有那麼多的人手，派去每個農村，對每個村子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劉銘認為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在農村實行有限的自治是可以的，這個由川北政府下派工作人員，在監督各村的選舉，由村民自己選出三名幹部，來配合川北的工作，這更像二十一世紀的國內。
劉銘是後人，他去想著自己來這裏之前學到的一切。
實行新農村工作快三年了，在川北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各村自治，使得鄉一級的政府，更像一個為民服務站，他們需要把川北政府各種政策轉達給各村，為各村提供有果的幫助。
農村在劉銘的整個工作裏並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這是自己的一個根基，更重要的是工業，在有了現代的工業後才有了現代的農業，而在劉銘年看來，隻有自己的工業上去了，自己才能有了實現自己理想的平台。
劉銘和羅炳來到歐家梁主要是看一下士官學校學員和陸小學員的訓練。
雖然陸小說是小學，可在這裏的學員大都已經滿十五歲，他們都是在各地上完小學，才報名考到這裏。對於上完小學後，在川北有還幾種發展方向，上技校，上中學，隻是上陸小可以給家裏省了學費，每個月還有一點補貼，雖然川北給教育的補貼還是不不少的，但對於收入還不多的家庭來說，這也是一筆收入。
現在孟子鋒在這裏認戰術教官，自他上次犯錯後，就來到這裏當起了教官。李程文和張國生也來過這裏當了兩年教官，他倆並沒有犯錯，隻是川北軍隊原來沒有當過兵的人，這支隊伍太新了，原來的一點東西還是劉銘和大家一起弄出來的，隻能是叫有經驗的軍人來教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