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於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麵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2）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對應和中者，人對應天地而和於中者也。因此，於道、器論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以藏象論之，脾胃也，以五行論之，中土也。以三焦論之，中焦也。而和於中者，人體健康之象也，而離偏於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辨證者，由症對應於陰陽、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於中者也；和者，由治而達者；中者，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皆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於主體性而言，陰陽對應和於中者也，陰陽對應者，時空對應之機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於人而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吳謙:《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那麼，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培養在中，發用在上。”(鄭壽全:《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幹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於腎，萌牙於肝，培養於脾，積貯於胸中為大氣，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鬱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於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氣充足，則署邪不能相犯；署氣入侵，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於中者也。和於中者，後天而言，和於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於腎者也，和於脾胃者，血之用也，和於腎者也，氣之用也。所以，後天而言，“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曆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髒，主乎運水，全身水道，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鼇《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水穀之海也，平則萬化安，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胃受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以章虛穀為要，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於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為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於中矣。”(章虛穀:《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於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因此，醫易相通者，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3）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因此，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中醫學在當代發展方向的問題，宏觀而言，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在西醫學已經於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麵，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麵。應當認為，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後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但是，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筆者認為，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曆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係。但是，由於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以至於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