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一套行之有效的製度對組織的管理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製度是員工的行為規範，良好的製度確保了企業可以有序地組織各項工作。在戰場上，隻有軍紀嚴明之師才能戰無不勝，而那些紀律渙散的部隊則和烏合之眾無異。一個企業如果缺少了嚴明的管理製度，即使有再高明的經營之術，也無法長久發展。
製度可作為一種規範人行為的方法，具有剛性，是一定範圍內和特定時間裏每個人都要遵守的。“製度”一詞由來已久，它在《辭海》中的釋義為“要求所有成員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秩序辦事的規定”。從解釋來看，它應具有強製性、工具性和時效性。因此，製度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一直以來都是管好下屬的法寶。
縱觀我國曆史，中國封建帝王的更迭總會引起劇烈的爭鬥，甚至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如何管理好皇太子，如何避免皇帝後裔之間的你爭我奪，一直都是令封建帝王頭痛的問題，這種狀態直到清朝的雍正皇帝，才找到了一種好的製度，從而有所改觀。
在努爾哈赤建立政權之後，由於沒有形成較固定的立儲製度，所以雍正皇帝之前的皇位繼承一直都很亂。清太祖努爾哈赤沒有指定繼承人，死後皇太極與多爾袞又是長年爭權，給後世留下一個個疑案。清太宗皇太極還未立儲就暴亡，皇弟多爾袞、皇長子豪格等大有劍拔弩張之勢，鬧得最後竟然是清太宗的第九子福臨即位，也就是順治帝。因為他年僅六歲，不能親政，仍由宗室輔政，但是順治帝也是英年早逝，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也沒有來得及建立繼承製度，臨終時還是在他母後的參與下，決定立第三子玄燁為嗣君，理由是他出過天花，不致因為這個令人恐懼的病症而短壽。
康熙皇帝兩次廢立太子。儲位鬥爭擾亂了康熙朝政，使清朝陷入政治危機中。這個鬥爭前後持續四十餘年，鬥爭以結黨的形式表現出來，它使宗室王公、外戚、滿漢大臣、一部分中小官僚和士人卷入其中，涉及的社會麵相當廣泛。一些政治集團垮台了，一些人遭到清洗以至喪失生命。儲位的鬥爭削弱了清朝的力量，也影響到了皇帝的權威，降低了行政效率，出現了統治危機。
雍正皇帝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更加體會到了必須對立儲製度進行改革。他從祖先的做法中認識到，儲製不立有問題，照搬嫡長製也不行，於是他提出了秘密立儲的製度。雍正元年八月，他在大內乾清宮召見總理事務大臣以及滿漢文武大臣，把事前書寫好的關於儲君的諭旨，密封好放置在宮內正中順治皇帝親書的“正大光明”的匾額之後。雍正規定，隻有等皇帝晏駕，才能打開諭旨，由被指定的嗣君繼位。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它不但具有立儲的作用，而且也克服了公開的儲君可能出現的弊病。秘密立儲，盡管連儲君本人及群臣都不知道是誰，但國本已經確定，人心自然也就各有歸係。
國家立有新君，就不會發生動亂，這同公開立太子的作用沒有兩樣。密立的太子，因為沒有舉行正式的儀式，也不知道是誰，皇帝如果發現他不合適，隨時改換，遇到的阻力會小得多，影響也很小。這樣不僅對太子的選擇性強，沒有嫡庶的限製，也含有選賢的成分，從這個角度說，它比嫡長製好，也比明立太子好。秘密立儲，更不會發生儲君與皇帝的衝突，諸皇子不知道儲位屬誰，也無攻擊目標。這種製度不僅改變了儲位爭鬥的病根，也安定了人心，所以，它從這個意義來說，是一項好的製度。
懂得將製度與“管人心”結合起來的領導者，才是真正優秀的領導者。他們在管人過程中能夠合理建立製度、應用製度，並能真正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專責，辦事有標準，工作有檢查，獎罰有依據。
管理不是簡單的“服從多數”
現代社會講求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是很正常的現象。若是這個“多數”由知識水平和道德水平相對很高的人組成的，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否則，那這多數人的意見就不一定正確了。
有的領導者認為，隻有照多數人的意見辦事才不會把事情鬧大，才能和平地收拾局麵。其實不然，做事不講原則，一味遷就多數，勢必後患無窮。而有些心懷叵測的人很會蒙騙群眾，以“多數”做後盾，進而提出無理要求，這樣的“多數”就無須再去服從。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可能會顯得孤立，但這並不可怕，這種孤立必定是暫時的。
有一家商店，店麵雖然不大，地理位置卻相當好，由於經營不善，連年虧本。新老板一上任，便決意整頓。
他製定了一係列規章製度，這樣一來就結束了營業員們逍遙自在的日子，因此遭到一片反對之聲，新老板被孤立了。但他堅持原則，說到做到。
不到兩年的時間，小店轉虧為盈。當年終頒發獎金的時候，一個原來最愛在店堂裏織毛衣，反對新規定也最堅決的女士說：“嗯，還是這樣好。過去織毛衣，一個月頂多織一兩件，現在這些獎金足可以買幾件羊毛衫了。”
若這位領導者要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做法求得一時的不孤立，最後隻會更加孤立。假若他當時不搞改革，員工不會孤立他，但最後小店要是到了連工資也發不出的地步，他還能不被孤立嗎？
某廠有個工人盜竊了廠裏的木材，數量雖然不大，但其性質肯定是偷盜。因為這個人是木工，平時上上下下找他幹活的人很多，都與他有點交情，於是，便都出來求情，隻有廠長堅持要依法處理。
有人就說：“少數服從多數嘛。”廠長理直氣壯地說：“廠規是廠裏最大多數的人通過的，要服從，就服從這個多數。”一時間，廠長似乎有點被孤立，但時間一長，理解和讚同他的人便越來越多，並且偷盜廠內財物的情況也從此大為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