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隨同文化部南下大軍，綠原下放到湖北向陽湖“五七”幹校。這一年，他47歲。47歲，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年齡，而對綠原而言，他已經經曆了個人命運的幾度磨礪，下放“五七”幹校，則是又一度煉獄生活的開端。
1955年，當駭人聽聞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轟動全國，作為胡風的朋友，33歲的綠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胡風分子”被隔離。這一關押就是7年，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單獨囚禁。
他百思不得其解，當年，日寇的鐵蹄踐踏在華夏土地，他在祖國母親遍體鱗傷的懷抱裏，試著提起了寫詩的筆。懷著對文學的摯愛，對祖國與人民的深摯情感，他把炮火下、逃難途中生活的體驗變成一行行詩歌，為他青春飛揚的日子插上了詩歌的翅膀。他在這血色的歌裏結識了一幫誌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包括胡風。他不明白，他們僅僅因為詩歌走到一起，為什麼竟然成了反革命行為的罪證。
一個思想深刻、情感豐富的詩人，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人，沒有人可以說話，更談不上思想的交流，無邊的苦悶伴隨著他。與他相同遭遇的朋友，一個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可是，靠著對德語的傾情學習，綠原奇跡般地堅持了下來，出獄的時候，他還保持著正常人的思維。
走過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又迎接了“文革”的狂風暴雨，他再次成為“革命對象”住進了“牛棚”。幾度春秋走過，如今又要到農村廣闊天地裏接受改造，他冷靜地提起了行李。
此時，他的身份很明顯，仍屬“胡風骨幹分子”，在向陽湖是接受群眾監督的。他說，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識分子，除了對於所分配的任務，不惜汗水，全力以赴，似乎別無長處可以稱道。搬電線杆、打土坯，蓋房子，圍湖造田，他挽起袖子、卷起褲腿，大詩人還真像個農民。
從1955年起，十多年風風雨雨，綠原接受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時期的特別洗禮，從靈魂的最深處，他冷靜地思索，在思索中表現著一個詩人敏銳的洞察力。
多年不寫詩了。在向陽湖畔，他覺得有話要說，於是拿起筆，找一張紙片，或者找個小本：
“你的詩是預言嗎/它抵不上簡陋的睛雨表/哪料到明天的‘頭版頭條’/你的詩是武器嗎/它抵不上粗拙的削筆刀/哪經得起‘編者按’的重炮？”
“隻怪自己說話不留神/得罪了世界和他的細君/從此隨時隨地被妖魔化/連公正的上帝都偏聽偏信。”
“我將鑽進隧道裏去／去摸尋為黑暗做錦標的銀盾／我又將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鑽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銀盾卻是悲慘／我到的洞口是墳墓／我等的‘光’卻是平凡。”
那個曾經用《童話》來歌唱的青年，那個曾經直麵舊中國黑暗現實的詩人，今天，卻隻能用他的詩表達悲慘的人生際遇。不能公開發表，也不能公開閱讀，他卻一字一字地書寫著，寫給自己讀，寫給自己看，不需要時代的政治色彩，隻需要心靈的宣泄和個性的張揚，隻需要記錄命運的真實軌跡、記錄苦難中的獨立思考。
年複一年的鬥、批、改，擦亮了詩人的雙眼，顯然更加堅定了詩人的意誌，他說：我是懸崖峭壁上一顆嬰鬆，你來砍吧/我是滔天大浪下麵一塊礁石，你來砸吧/我是萬仞海底一顆母珠，你來摘吧/我是高原大氣層中一絲氧氣，你來燒吧……在夢裏你也休想撲滅我。
綠原的堅定裏，彰顯著那個時代與文化的矛盾。在這份滴血的矛盾中，我們替詩人呼喚著人間的溫情。
他的夫人是他永遠的港灣，她千裏迢迢地趕來，為的是看他一眼，看看他過得好嗎。綠原說，夫人給予了他“超蜜月”一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