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說：生活的全部意義在於無窮地探索尚未知道的東西，在於不斷地增加更多的知識。李近維對此深有感受。在他看來，探索未知，不僅是生活的全部意義，更是一種責任。
李近維生於農村，長於農村，東莞又是一個農業縣，所以他對社會的觀察點更多落在農村和窮人上。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人力是一種資源，但東莞農村人口過多，都擠在有限的土地上，實際上是一種隱性失業，這是農村貧窮的症結所在。通過計劃生育把人口降下來總要有個過程，當務之急必須先把人口多這個包袱變成財富，讓農民富起來。那麼，如何變？
1984年，李近維終於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是年8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來東莞視察。李近維趕緊不失時機將自己的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盤托出。
任仲夷邊聽邊點頭，他深知中國農村曆來有著“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傳統觀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難富裕起來，老年人多了，社會負擔就越嚴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會發展就難以前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多了，社會更加動蕩不安，中國農村的人口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任仲夷問李近維有什麼想法。
“想法是有。我覺得關鍵是兩條：一是增加就業機會，二是提高人口素質。如果人口素質不高，當然難以富起來，但就當前來說，就業機會更重要。一個小學生就業，十年八年後有可能是個車間主任、廠長，是個人才；一個大學生畢業五年沒有工作幹，就可能是個廢材，因為知識會老化，人也會衰老。解決農民就業，這是眼前最實在也是最迫切的問題。”
“嗯，那你打算怎麼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著李近維，來了興趣。
“還是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細裏說說！”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拓寬生產領域，不要老是把農村人口束縛在農業和有限的土地上，應該拿出一部分土地來作為工商業用地，把農業中多餘的勞動力逐步解放出來，發展二、三產業。東莞通過這幾年的發展，我覺得向農村工業化進軍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書記，您覺得呢？”
任仲夷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點頭，聽到這裏雙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興奮：“農村工業化？好！好想法！”
“在今後幾年內，我們的目標是從農業轉移出70％以上的勞動力搞工業和服務業，逐步實現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
“很好，你們就這麼搞，我支持你們。”任仲夷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說，“希望東莞發展得更快一些，東莞要爭取成為‘東冠’！”
1984年9月，在中共東莞縣委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剛剛出任東莞縣委書記的李近維代表市委作了題為《改革、開放，向農村工業化進軍，促進經濟建設全麵高漲》的報告，正式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思路……
筆者寫到這一節時，始終處於一種無法理解的驚歎中：究竟是哪一種神奇的力量給了東莞人一雙能夠看清未來的慧眼？
想當年，毛澤東曾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設想，在農民的推動下，這一宏偉設想終於得以實現。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那麼多年裏，中國卻始終采取著向城市傾斜的政策，“工農業的剪刀差”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這一重要轉折，給了東莞改變自己貧窮落後命運的曆史性機遇。怎樣徹底改變東莞農業縣的命運，改變東莞農民的命運，東莞原來是從解決窮人問題、農村問題和惡性循環問題著手，一步一步地試著把人口包袱變為財富。也可以說，東莞的工業化構想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開始的，進而奪取全麵城市化的勝利。
在這個關鍵時刻，“農村工業化”的決策是多麼具有前瞻性！沒有站在曆史高度的人是不會有這等視野和決策能力的。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800多億元，發展到2002年時已突破100000億元，這樣的巨大變化令人驚歎。然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卻速度緩慢，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步伐。更為突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卻不盡如人意，很多專家呼籲：中國以這種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來替代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必須以一種曆史性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農民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