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禦前會議，弘光朝首次形成明確的對清政策。派使團去北京談判；不過，直到七月十八日，使團才正式成行。造成拖延的原因之一，是正使人選難產。“難”在何處？《使臣碧血》一語點破：“眾莫敢行。”就在這種局麵下，本文的主人公出現了。
一
甲申年六月二十三日，弘光皇帝朱由崧召對閣臣，研究對清政策。這時離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已過去整整五十天。其間，明朝未與滿清打過任何交道，甚至連這樣的意圖也未曾表現。考慮到本國首都為對方所占，同時還麵臨諸多不利的形勢，明朝若無其事、束之高閣，讓人無從理解。事實上，假如不是出現了新的事態，南京可能繼續保持著將頭埋於沙堆的鴕鳥姿態。
新的事態，是滿清於六月初九“馳詔”江南各地，發布“告江南人民書”。所謂“馳詔”，大概是以機動性很強的小股騎兵，渡過黃河，以突擊方式將詔書散發到明朝控製區。詔書的內容，可以在談遷《國榷》中看到。它首先進行自我稱頌，宣傳明朝的國仇——崇禎皇帝被逼死——是因己得報；次而假惺惺釋放善意，對福王之立姑予容忍：“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還提出聯手追剿李自成；不過，詔書真正想說的是這樣一番話：“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1]很明顯，它想要達到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瓦解明朝官民心理，二是為未來使用武力做鋪墊。
詔書在南京引起了怎樣的直接反應，我們不清楚。我所看到的最早的反應，並非出現於南京，而出現於江北——經身在前線的史可法提議並加以敦促，才有了六月二十三日的禦前會議。
史可法於六月某一天——具體日期不詳——以正式的奏章，催請朝廷緊急討論對清政策。這就是著名的《款虜疏》。我個人相信，奏疏正是見到滿清“馳詔”之後所寫。理由是，它在內容上與滿清詔書有確切的因果關聯。例如，“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指李自成）”，明顯是針對“馳詔”所謂“各勦勍旅，佐我西征”而提出的建議。我還推測，史可法對滿清詔書的知悉相當及時。五月初以來，他督師揚州，但並非總待在那裏；《青燐屑》說，他常到各地督巡，甚至直抵黃河南岸。所以，他極可能第一時間得知此事，然後迅即奏聞南京。
“款”有示好、求和之意，這也是這道奏疏的主旨。史可法首先批評朝廷在對清問題上沉默太久：“今胡馬聞已南來，而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誌，而我反迎之。”鑒於同時麵臨虜、寇兩大問題，他分析形勢後主張：“目前最急者，莫逾於辦寇矣。”亦即，為了集中對付李自成，對於滿清，不妨立足緩和，否則“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故而示好滿清“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就此，他提出十分細致具體的建議：
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即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或先通九酋。應用敕書，速行撰擬；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幹名數，應給若幹廩費，一並料理完備，定於月內起行。[2]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我們很容易指出對滿清立足於“和”的策略，根本不現實。我們尤其不免遺憾，作為當時朝中少數能夠睜眼看現實的大臣，史可法沒有識破滿清詔書假仁假義背後的狼子野心——至少，警惕性不夠。後來南京使團在北京的遭遇相當清楚地表明，滿清分毫沒有和好之意。但是，我們不打算以此苛責史可法。首先，在客觀情勢上，明朝與滿清修好而全力對付李自成，有其理論與現實的兩種必然；從現實說，明朝根本不可能同時與李自成、滿清為敵，而理論上，李自成對明朝有君父之仇，滿清卻至少名義上對明朝有恩。其次，我們完全想象不到，明朝已癱瘓到何種地步，它的情報工作多麼糟糕，實際上，對於北方究竟發生了什麼，對於滿清的真實麵目，南方幾乎一無所知，而與滿清可能媾和的判斷，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做出的。
與滿清修好，假如是作為外交策略，作為爭取時間、緩和處境、激化敵人間矛盾的計謀提出，本來不失高明。可惜，南京思路卻不是這樣，而是對修好真誠寄予希望，甚至在心理上依賴這樣的結果。這在方向就完全錯了。陷於這種錯誤，除了眼盲耳聾、對事實無知，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從皇帝朱由崧到當權的馬士英，隻願苟且、無心振作。客觀上，就算史可法提出更積極的建議，也並無意義——根本不可能打動他們。相對而言，修好方案雖注定是空中樓閣，卻至少引起了當權者興趣，使他們願意談論北事。
《款虜疏》的確起到這種作用，它關於存在與滿清締和的可能性的論證，對南京產生了相當的誘惑。所以，很快召開了六月二十三日禦前會議，弘光朝由此首次形成明確的對清政策。內容完全是《款虜疏》的體現，主要有：與清媾和；派使團去北京談判；以財物“酬謝”滿清；關於未來，不排除考慮割地……不過，《款虜疏》要求的“月內成行”，卻未能實現。據陳洪範《北使紀略》，直到七月十八日，使團才正式成行。[3]造成拖延的原因之一，是正使人選難產——《明史》說：“時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4]“難”在何處？《使臣碧血》一語點破：“眾莫敢行。”[5]
二
就在這種局麵下，本文的主人公出現了。
他叫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生，崇禎七年（1634）進士，現任右僉都禦史兼應（天）徽（州）巡撫。正當沒有人願意承擔使命時，他進奏弘光皇帝，要求北上：
臣之身，許國之身也。臣憶去年七月奉先帝察覆之命，臣就道時，臣母太宜人陳氏囑臣曰：“爾以書生受朝廷知遇，膺此特遣，當即就道，勿念我。”臣泣不敢下而行，計今一年矣。國難家憂，一時橫罹，不忠不孝之身，惟有一死。如得叩頭先帝梓宮前，以報察覆之命，臣死不恨。[6]
“以報察覆之命”，是指去年他銜崇禎皇帝之命離京辦事，至今未曾複命；這次去北京，正好可在先帝靈前彙報。他用這樣的語言，來表示內心對於職責的嚴格、嚴謹的信守。這當然是作為國使所必備的重要素質。
不過，這番話裏更需要去了解的，是他所提到的一個人——生母陳氏。左懋第的過去與未來，都和這位女性最深切地聯係在一起。中國的良好的家庭，傳統上以嚴父和慈母並稱。左懋第的父親，我們對其形象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精神的由來似乎都集中於母親那裏。而這位母親，應該不乏慈愛的一麵，但人們提到她時，談得更多的卻是教子之嚴。陸廷掄為李清（映碧先生）所編《蘿石山房文鈔》作序，關於陳氏這樣說：“公母陳太宜人喜談忠孝，時與公相摩切。”[7]去年夏天臨別，她剛毅的表現竟使兒子“泣不敢下而行”，可以想象，多少年來陳氏是怎樣著力於堅定和剛強，來塑造左懋第的品格。這是一位胸懷大義、不讓須眉的嚴母。
她不單單給了左懋第生命、有力地指引他成長，甚至付出生命來完成對兒子最後的訓導——這便是左懋第在疏中所痛陳的“國難家憂，一時橫罹”。
去年，母子北京一別，不料竟成永訣。左懋第這趟公務，是個長差，一去大半年都未能返京。恰恰這當中，發生塌天巨變。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陳氏獨自在京，左懋第卻在千裏之外。雖然他“事母盡孝”[8]，但王命在身，以嚴母曆來的教誨，他絕不敢以私廢公、擅離職守。在北京，很快發生了恥辱的一幕，滿朝文武貪生怕死，紛紛屈膝降附，其中便有左懋第的堂弟左懋泰。在那段顛來倒去的時間，左懋泰先做了李自成的降臣，之後複降於滿清。其間陳氏的行止，因為缺乏記載我們一點也不知情，但從後來情節推測，她當時顯然由侄兒照看。等到李自成一片石大敗逃往陝西，而滿清尚未占領和接管北京，陳氏要求趁著這機會把她送回萊陽老家。這是很正常的情況，很多人都在這時逃離北京；至此，我們還分毫看不出異樣的苗頭。可是，行至河北白溝，陳氏突然自殺了。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記載了親耳從萊陽書生宋璉那裏聽得的講述：
三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尚書忻、郝侍郎晉徒步以從。至白溝河，仰天歎曰：“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吾兒，勉之，勿以我為念。”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立命處。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死相距僅一載。[9]
從這裏，回溯城破以來陳氏的內心世界，我們才明白她早已抱定死誌。她所以未在北京采取行動，乃至提出回萊陽老家的要求，都出於一個特殊原因：等待白溝。為什麼？因為北宋名臣張叔夜死於此處。我們一般對張叔夜的了解，多止於他曾親手招安宋江這一傳奇故事，然而他真正名垂青史的時刻，是當戰敗被俘押往金國途中，拒絕踏上金朝地麵，於宋金交界處的白溝自盡：
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複語。明日，卒，年六十三。[10]
絕食、白溝。原來，陳氏之死完全比照了張叔夜故事。她必是思前想後，再三斟酌，才為自己擇定了這個歸宿。在白溝，她做了一係列的事：重溫張叔夜的精神；喚來侄兒左懋泰，給以正式的指責；對同行的兩位明朝高官，曉以大義；留下遺言，囑托轉告她的懋第兒；最後，從容辭世。她的白溝之死，是為先烈張目，也是羞辱懦夫——更重要的是，儆勵兒子，告誡他絕不可意誌薄弱、苟且偷生。至此，回頭看“公母陳太宜人喜談忠孝，時與公相摩切”，益知其分量，絕非豪言壯語、紙上談兵。這不是普通的女性、尋常的母親，其決絕源於曆史和道義認知，且能將認知毅然踐於行動。
陳氏自盡，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之間。而死訊不知左懋第幾時得知，複於何種情形下得知，但無論如何，定然都給了他無法言表的震撼。這不僅出於至孝之情，更在於母親本不必死而死，其中，砥礪兒子是一大動機。可以想見左懋第從中的感受，將如何迥異於尋常的喪母之痛。我們沒有太多的資料，去具體了解他的內心。除了他“不忠不孝之身，惟有一死”的表達，可以注意《南渡錄》的講述：
時懋第聞母訃音，自請解任，同總兵陳洪範招水師步卒倡義山東，以圖恢複，兼負母遺骸。[11]
乍聞噩耗，左懋第當即決心離開江南，辭掉現職，投身抗敵第一線，回山東老家組織民間抵抗。從這個行為，我們清楚讀出了他的內心。實際上，無論有無出使北京這件事，他都鐵心北去。母親之死向他發出了這樣的召喚，尚停於天津的陳氏靈柩，不僅等待安葬，更是一種悲痛的提醒，令他時時意識到母親的遺訓。在被任命為北使之前，左懋第已欲辭職北去，這是個很重要的情節；否則，隻看《明史》過簡的敘述：“懋第母陳歿於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請行。”[12]人們難免以為他是出於要給母親辦喪事，順便接受出使的任命。不是的，左懋第自請使節之任，已是他第二次要求北上。他根本無法待在南方，在心理和感情上，母親獻身的北方已注定是他的歸宿。隻不過，“自請解任”的要求未獲批準，等到禦前會議決定“使北”卻難得其人，了卻心願的機會終於來了——這一次，“上許之”[13]。
三
冥冥之中，曆史總有些精巧的安排。出使北京，是正式而重大的行動，正使之選當然最好是有豐富外交經驗的專家，左懋第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的為宦生涯，從知縣做起，崇禎十二年提拔為戶科給事中，崇禎十六年遷刑科左給事中，弘光後任兵科都給事中，旋擢右僉都禦史兼應、徽巡撫。從這履曆看，可算一位財政專家，也擅長監察工作，但對外交事務確實並無閱曆。然而閱讀他的資料，我極為驚訝地發現，其平生最濃墨重彩的這一頁，其實早有伏筆。
《泛槎圖》燕子風帆
張寶是清代乾嘉間的南京人氏，他有兩個愛好，“喜作畫”、“癖山水”，《泛槎圖》便是二者的結晶。頭幾幅所繪，恰好與弘光使團北京之行路線貼合，可為我們做一形象展示。“燕子風帆”描繪啟程之初，即從南京北上，於燕子磯碼頭涉水過江。
《泛槎圖》瓜洲夜泊
如果早間自燕子磯起帆，約日落時才行到對岸，故曰“夕陽西下片帆收”。當晚在此暫歇，“一丸月上泊瓜州”，來日再行。
《泛槎圖》清江候閘
行程下一要地淮安。所候之閘，便是有名的清江大閘，至今仍存。候閘的原因，一來船隻眾多、河道繁忙，需要排隊；二是閘上閘下水位有落差，每過一船，由閘工用兩邊岸上所備“絞關”牽引，頗為費時。這兩點本圖均有表現，下方是林立之檣影，右側對岸上轉盤形裝置即“絞關”。從陳洪範敘述知，弘光使團在清江浦有逗留，或與候閘有關。
《泛槎圖》黃河晚渡
出了清江浦，便是改道期的黃河。“曉怯黃流浪湧”，似乎黃河早間風大浪急，至晚方減，故通常選擇“晚渡”。
《泛槎圖》臨清阻雨
山東臨清為北運河上一大商埠。對弘光使團來說，臨清的意義是，在這裏他們與滿清方麵有了初次接觸：“（九月）十五日晚，臨清有舊錦衣衛駱養性，（夷）用為天津督撫，遣兵來迎。”
《泛槎圖》帝城春色
北京在望，張寶詩曰：“酒簾飄出長安市，桃塢烘成鳳闕春。”左懋第眼中的北京斷然不同。他上次離開，北京還是明帝國之都和自己白發萱堂所在的地方，重新看見它時，這兩者都已失去。
陳洪綬《蘇武李陵圖》
蘇武出使匈奴，被羈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發盡白”。左懋第在北京寧死不屈，被目為“當世蘇武”。
李清後來為左懋第整理編輯的《蘿石山房文鈔》，卷三收有《新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一文。文末寫道：“丁醜春，餘記之。”[14]這個丁醜年，應為1637年，即崇禎十年。當時，他在陝西韓城當知縣。那麼，“蘇子卿”是誰？不是別人，恰是漢武帝時出使匈奴被扣、寒荒牧羊十九載而不屈的蘇武。子卿是他的字。《漢書》說他“始以強壯出，及還，須發盡白”。[15]備曆艱辛，不辱使命，始元六年（前81）春，終得還國。這時武帝已經故去，昭帝特地安排蘇武帶著祭品去武帝的陵廟告慰、複命，然後任命他做“典屬國”，全麵負責與“屬國”有關的事務，實際也即漢朝的外交部長（雖然古人無“外交”的概念）。
說到蘇武墓，如今大家知道在武功縣，且列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實，直到明代還有兩處蘇武墓，武功之外，另一處在韓城，孰真孰偽當時尚無定論，左懋第便說：“或曰武功亦有墓，韓人常與之爭”[16]，韓城墓據說有漢代碑石為證。這筆官司，我們可不理會。關鍵是，韓城作為蘇武可能的葬地與左懋第其人之間，完全應了“無巧不成書”那句話。韓城，是左懋第仕途的起點；而他一生的終點，便是出使北京、不屈而死，以“當世蘇武”垂世。這看上去僅為巧合，實則不然，讀《新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我們敢於斷言，韓城五年，左懋第從其該地最重要曆史遺產蘇武墓那裏，受到了深刻影響，埋下了日後執節不屈的思想種子。他這樣描繪氤氳於韓城、濃得化不開的“蘇武氛圍”：
子卿墓在韓城西北五裏姚莊村梁山之麓，因有墓，名“蘇山”焉，邑有常祀。餘為令，具羊豖拜其墓。麓多柏枝，鹹南向。[17]
他深受感染，對韓城人堅持與武功人“爭”蘇武葬地，很以為然，說：“噫！君子之忠，草木□格，爭為之微，而謂人心能棄之歟？”[18]當韓城士民提出，墓地旁蘇祠垣頹宜修，左懋第即表支持，認為是極有意義的事，“一土一石，而皆有以觸人心之忠”[19]。一年後修葺完畢，特地寫下此文。文中，盛讚武帝時代有很多“光華奇銳瑰異”的人物，文如司馬相如，武如衛青、霍去病，但是，他們若跟蘇武相比，都“不能與並論”[20]—評價奇高，我們從一般角度看，簡直有些過譽；不過，把這作為個人抱負看就另當別論，事實上，我正是讀了這篇文章，方覺著覓到了左懋第使北一切表現的精神根源。
四
七月初五，明朝使團正式組成，左懋第為正，左都督陳洪範、太仆少卿馬紹愉副之。攜去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十萬疋，作為對滿清的酬謝。除了談判，另有幾件必辦之事：祭告祖陵、奠安崇禎帝後、尋訪太子下落、晉封吳三桂為薊國公並頒賞賜。行前，左懋第辭闕，對朱由崧臨別進言：“臣所望者恢複，而近日朝政似少恢複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天下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恥為心”，“念河北、山東之赤子”。他特別強調“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為可恃”[21]。對於和談前景，不甚樂觀；而且認為，即便有所成，也並不可恃，朝廷還是要立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實證明，他的估計是清醒的。
挈輜既多，使團規模自然不小。不過，《明史》所謂“以兵三千人護行”[22]，恐怕有些誇張。據陳洪範講，所有行儀先用船運過江，原安排到了對岸將由瓜洲、儀真鎮軍撥與人馬馱護，實際上沒人管，“箱鞘繁重，苦不能前”；挨到清江浦（淮安），欲從集市上買馬以充運力，亦不足；遂分兩路，大宗緞絹不走陸路，改經運河水運，由劉澤清和淮撫田仰“各發兵二百餘名護送”。[23]總之，情形頗狼狽。過了黃河，因戰亂重創，許多地方為真空狀態，“自渡河來，村落凋殘，巷無居人，將士裹糧露宿。”不時遭遇強梁，如“廿五日，至馬開屯……時值土寇劫屯，聞本鎮至，半夜遁去”，“九月一日……遇土寇十人劫馱打仗，隨行將士追殺數十人，寇退，箱鞘無急”。偶爾遇到完好的城池，都由滿清派了官員把守，不能入內：“初五日至濟寧州，（虜）官不許近城棲宿，放炮呐喊，有欲出打仗狀”。他們不單拒絕使團為和談而來的解釋，還加以嘲笑、奚落：“至汶上[24]縣，（夷）官總河楊方興統兵相遇，本鎮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謀國要看大勢，我國兵強，如要和好，須多漕糧來，我們好說話’”。[25]這不奇怪，使團北京之行，實際是不告而來，當時條件所限，等不及溝通停當再動身，所以使團隻好在一路敵意中艱難前行。
以我所見，使團向滿清方麵致以來意，最早為八月初一陳洪範、馬紹愉分別寫給吳三桂的信。兩信原件，今存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時，使團應該已經在淮安，因為陳、馬信中各有“見在渡淮”[26]、“已放舟至河”[27]之語（當時尚處黃河奪淮期，故“淮”、“河”所指，實則一也）。陳洪範這樣解釋他們的使命：
朝議僉謂洪範與老親台托誼葭莩，特命同少司馬左懋第，冏卿（《尚書》周穆王命伯冏為太仆正，後因以稱太仆寺卿為同卿）馬紹愉齎捧書幣，奉酬清朝，崇封老親台薊國，誥敕褒勵懋勳。奉命馳驅，見在渡淮，先此附聞。諸祈老親台鼎力主持，善達此意，兩國同好，同心滅賊，保全萬姓，徼福無窮矣。[28]
馬紹愉則說：
今上特遣大臣仝不肖持禮物，饋謝清國幼主暨攝政王，仍祭告上天，訂盟和好互市，將前年之局結了，便是叔侄之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以成上天好生之德。此出自廟堂乾斷，不似前年搖惑於人言者，想兩國不違先人之誌也。[29]
“前年之局”，指崇禎十五年，陳新甲奉崇禎皇帝密諭與清議和。當時，馬紹愉以兵部職方郎擔任特使。由兩位副使出麵給吳三桂寫信，以私人渠道通其款曲，對此我們今人不免納悶。但古時既無現代邦交的意識，更無可循可守的慣例，加上中國確有情勝於理的思想誤區，相信籠絡、恩惠或其他背後交易，效果好於開誠布公。事實證明，這著適得其反。《使臣碧血》說，吳三桂接信後，根本不敢拆看：“三桂不發書緘冊，封奏攝政王覽之。冊內有‘永鎮燕京，東通建州’語，王怒。”[30]吳三桂原封不動上交多爾袞的，除陳、馬兩人的信，還有“冊”，也就是明朝晉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的敕書，裏麵出現了嚴重的觸忌語，令多爾袞大怒——出於曆史原因，“東通建州”四個字既意味著明朝心目中的政治地理格局毫無改變，同時，繼續視滿清為“酋虜”。
吳三桂上交書冊、多爾袞在北京動怒，使團自然無從得知。一千多公裏的路上，使團對於滿清方麵態度究竟如何，大部分時間都蒙在鼓裏。他們實際體驗到的，是頗為矛盾的對待，時而有好消息，時而相反。“（九月）十五日晚，臨清有舊錦衣衛駱養性，（夷）用為天津督撫，遣兵來迎。”[31]但三天後到德州，卻聽說“（夷）官巡撫山東方大猷告示，（雲：）‘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著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32]駱養性在明朝任錦衣衛左都督，降清後為天津地方長官。先前陳洪範寫給吳三桂的信，有“希先遣一旅，導行利往”[33]一語。現在，駱養性果然從天津專派一隊人馬來迎接，與前信正好相吻，似乎說明溝通順利，滿清持歡迎態度。可是，方大猷告示卻隻有敵意，十分粗暴，連基本禮遇也不講，“味其語意，目中已無使命”[34]。
同樣是滿清地方大員，態度如此相左，究竟怎麼回事？不久證實，駱養性“遣兵來迎”是個人行為，德州布告才反映滿清當局的真實態度。九月二十六日，使團將至天津，駱養性親至靜海迎接。這時，他帶來的已是北京“止許百人進京”亦即與德州布告一致的旨意。陳洪範說：“養性雖奉（夷）旨，語言之際，似尚不忘故國。”看來，駱養性“不忘故國”的情緒，確實頗為濃厚，以致繼先前擅自派兵到臨清迎接明朝使團後，在清廷已表明了對使團的惡感情況下，仍然到靜海給使團以隆重的遠迎。隻是他的個人情懷，傳遞了錯誤的信息，令使團一度以為在北方可能受到友好的對待。他本人也為此付出代價；靜海相迎這件事，被密探“偵知以報，（夷）攝政王怒疑養性，削職逮問”。[35]核《東華錄》，十月初十，“天津總督駱養性違旨擅迎南來左懋第、陳洪範等，部議應革職為民。得旨：養性有迎降功，革總督任，仍留太子太保、左都督銜。”[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