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一定是打出來的，一定戰功顯赫傲於同儕。但這位名將卻有些特別：常勝，卻也常敗；常大勝，複常大敗。
一
曆史視閾有“現場”與“後世”之分。
說到明朝最後時刻，我常不禁有此一想：設若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南京報業發達亦如今天，那麼，四百年後我們從那塵封的故紙堆中揀起幾份，翻開一看，或將眙愕不解：牢牢占據報紙頭條位置的消息，並非虜之將至，而另有其事。
——左良玉兵變。
“後世”以為，乙酉（1645年）春末，中國頭號大事乃是清兵南下，而我們卻鄭重相告，那並非當時南京最熱門的話題。滿城騷然洶懼、街談巷議的，不是名叫什麼“多鐸”的清軍統帥，這名字對許多人全然陌生，甚至沒有意義。“左良玉”才是爭相說及、令人欲罷不能如雷貫耳的名字。這三個字，在形形色色的人中間，激起或恐慌或亢奮或迷茫不一而足之種種反應。大家隨便找一種時人所著親曆錄、目擊記之類紀實文字，不拘《金陵野鈔》《弘光實錄鈔》《甲乙事案》《南渡錄》《明亡述略》《江變紀略》《潯陽記事》《鹿樵紀聞》《續幸存錄》……都將看到，南京覆亡前夕，從三月到四月，左良玉兵變是不變的輿論中心。兵變三月下旬爆發以來，南京當權者視為滅頂之災，盡撤北麵之防，溯江迎拒，弘光之初所設四鎮防禦體係瞬間一空，明軍幾大主力彼此火並，鬩牆於內。多鐸大軍，恰當此時渡過黃河，除在揚州遭史可法率數百人抵抗，致稍滯數日，餘則如入無人之境，高歌猛進，直抵江口。某種意義上，多鐸向南進軍的過程，甚至顯得寂寞冷清，很少受關注、談論。直到左氏兵變化為泡影，人們才將視線從西南收回，轉向北方，而此時滿洲士兵早已闖到眼皮底下。一場轟轟烈烈的改朝換代，就這麼突然而又淡然地發生。一路南來的多鐸，對如此唾手而致的勝果，或許也多少感到乏味或不夠刺激。
幾個世紀後，情況已完全顛倒了過來。如今說起乙酉傾覆，我們眼前隻會浮現滿清鐵蹄遮天蔽日情狀，左良玉兵變卻仿佛天際一抹微雲而已，望之杳然，甚至鮮予一瞥。這就是今古視閾之差。隨著時間推移，無可奈何地，“後世”所知曆史往往遠離“現場”，經驗世界被理性認識所代替，當時感受強烈、銘心摧腑之事，後來可能覺得根本不重要，而後來目為本質、關鍵的地方，當時卻未必抱同感。凡讀史遇到這種反差，都會激起我的好奇以及探知的欲望，眼下亦然。我很想知道，左良玉其人其事，反映著明朝人對自身處境的何種理解，中間包含哪些他們的困擾、失落與關切。
二
左氏籍貫，《明史》謂“臨清人”[1]，隸籍山東，侯方域《寧南侯傳》則曰“遼東人也”[2]。侯方域父侯恂，乃左良玉“恩相”，以其知根知底而記為遼東人，當屬可信，但《明史》作為官史而明指其臨清人，想亦自有根據。《寧南侯傳》有“少起軍校”一語，我們據以推測，他或許本是山東人，但很小就投軍，隨即到了遼東。萬曆末年，遼東便已吃緊，兵丁不足，當時窮人家孩子不乏十二三歲即入伍吃餉，求一條生路。左良玉的情形，一定正是這樣。“良玉少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3]從小是孤兒，父親早死，依叔父而活。他甚至連母姓都不知道；或許母親死得更早，或許他幹脆就是非婚生子。而且既然“少起軍校”，被迫早早投軍當兵，大概連叔父這僅有的倚靠也難以持續。究竟是叔父也死掉了呢，還是叔父不肯多養活他，我們不知其情，隻覺著會有苦衷在內。總之，他雖非流浪兒，實際卻恐怕跡近“無家”，若非日後顯赫，真的就是社會最底層最微末的人。這種一無所有，一直影響到他的生年——究竟生於何年何月，我們既不確知，也沒更多資料可考。《明史》本傳，通篇未及其年甲《寧南侯傳》亦不曾專門提到，僅敘事間帶出一筆：“會大淩河圍急……連戰鬆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年三十二。”皇太極兵圍大淩河，在崇禎四年（1631）。我們由此推算，左良玉大約生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
他應是個好兵，“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4]都司，為明朝的軍事建製，都指揮使司之簡稱。“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5]，以後屢有增易，而遼東都司即其中之一，隸屬左軍都督府。“官遼東都司”，當指左良玉在遼東都司從普通士兵成為一名軍官[6]。但級別大概很低，否則不至於做出下麵的事：
苦貧，嚐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旁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7]
雖當了軍官，日子仍貧苦，有時要靠偷獵打野食吃，甚至暗中做響馬、剪徑的勾當。最後一次誤搶軍用物資，罪該殺頭。但同夥丘磊很夠朋友，願獨擔罪名，左良玉幸免於死。死罪雖免，官職則不保。順便交待一下，很幸運的，丘磊也沒有死，活了下來，後也積功做到總兵，卻在弘光間被東平伯劉澤清所殺。此事加重了左良玉與南京的齟齬，因為劉澤清素與馬士英、阮大铖等沆瀣一氣，救命恩人被殺，左良玉覺得未必不是針對自己。
丟了官，左良玉在遼東都司待不住，閑了一陣子後，大概托人幫忙，來到昌平，找“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之父侯恂，投在他帳下。其時，侯恂出鎮昌平。以下情節，有些《水滸傳》的意思：“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嚐役使之，命以行酒。”司徒公就是侯恂，他後來官至戶部尚書，即古稱“大司徒”者，侯方域以故凡所提及一律稱“司徒公”，而當時侯恂官職應為兵部右侍郎。左良玉初來情形，很像楊誌和梁中書故事的重演：“隻說楊誌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殷勤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有心要抬舉他……”[8]但左良玉運氣比楊誌好，楊誌丟掉生辰綱後隻能去梁山落草，左良玉也出了類似事故，卻得到侯恂安慰：
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巵。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可見左良玉在帳下雖做著除掃雜役之事，侯恂卻注意到他，認為將來是個人物。他不責怪左良玉丟失金器，反而檢討自己委任不當。恰於此時，遼東發生大淩河之圍，需要增援，總兵尤世威因護陵任務在身，不能親往，對可代己而行者，又都不滿意，於是來找侯恂彙報。他提出左良玉實堪大用，可惜目下僅為小卒，沒資格帶兵。侯恂立即表示：“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時將四鼓，侯恂命尤世威立即先行通知左良玉，自己隨後親至。而左良玉那邊，正如熱鍋上螞蟻，以為丟失金巵之事，會翻出丘磊案陳年老賬。總兵大人夤夜突至，他“以為捕之”，“走匿床下”。尤世威“排闥”呼之：“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已以“將軍”相稱，左良玉卻還驚魂難定，“戰栗立，移時乃定”。俄頃，侯恂至，“乃麵與期”，當麵表達對他的期望。天亮，立召眾將於轅門：
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
侯恂此舉，確實雷厲風行、不拘一格。一個普通士兵，連夜拔為軍區副司令兼援軍主將。能夠如此，一則左良玉必有過人資稟，二要佩服侯恂有識人之準。果然，左良玉於戰事中“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自此躋身大將行列。
從遼東前線奏凱，很快，西北內亂起。左良玉奉命往剿，行前辭侯恂：
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為請，司徒公曰：“即昆山可矣。”自此乃號為昆山將軍。
有名無字，是低微出身的殘餘痕跡。如今，左良玉已為大將，將來前程萬裏。細心的侯恂，連這一層也替他想到，賜字“昆山”。名、字相表，“昆山”蓋取“良玉出昆侖”之意，很適合一位將軍，又滿含侯恂對他功業的期許。左良玉雖無文化，心思並不愚癡，對恩相的種種厚待，從內心認為恩同再造、義近父子。這一點，對後來好些事情都是很大的伏筆。[9]
三
他自崇禎四年起任總兵官，作為高級將領東征西討，身經百戰，尤其在與今所喜稱為“反對派武裝”的戰事方麵，堪稱“政府軍”所仰仗之幹城。但我們的興趣，卻並不在將他這些軍事履曆做一番流水賬式講述。他的行為特點，或怪異表現，比具體經曆更有意思。
兩軍相逢勇者勝。勇，他不缺乏。“長身麵，驍勇，善左右射。”[10]於是，很快出人頭地，成為名將。名將，一定是打出來的，一定戰功顯赫傲於同儕。但這位名將卻有些特別：常勝，卻也常敗；常大勝，複常大敗。
所曆第一個戰區在山西，尤其晉豫冀交界處。當時，山西情勢頗危，“賊勢已大熾”，官軍不敵，損兵折將，增援後“勝負略相當”，左良玉“斬獲尤多”，連戰於涉縣、武安、官村、沁河、清化、萬善等地，“屢破之”。自崇禎六年正月起至翌年冬，“賊大困，官軍連破之柳泉、猛虎村。賊張妙手、智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官軍遂暫停進攻，“俟朝命”；此時天甚寒冷，黃河為之冰封，“賊遂從澠池徑渡”，逃過黃河，進入盧氏山，再轉向鄂、川、秦、豫一帶，“中原益大殘破，而三晉、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11]
之後，“崇禎七年春夏間”，朝廷決定合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四地之兵，會剿時在河南的李自成。入了河南，左良玉既曾“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裏”，也曾“禦之靈寶，不能支，陝州陷”。這段河南作戰曆時較長，直到崇禎十四年。中間，也曾離開河南，往援、轉戰他處，“十年正月，賊老回回合曹操、闖塌天諸部沿流東下，安慶告警，詔良玉從中州救之”，“十二年二月，良玉率降將劉國能入援京師”，任務結束，又返回河南。大大小小戰鬥數十次，成績差強人意，說得過去，有幾次比較窩囊的情形，實出他自己耍奸使猾。最慘重的失利，是崇禎十二年七月在羅猴山遭伏，“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以輕進貶三秩。”[12]
在左良玉，這是軍興以來的重創。但非常時期，用人之際，左良玉貶職沒多久，又獲重用，反而加了“平賊將軍”封號。“十三年春，督師楊嗣昌薦良玉雖敗，有大將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賊將軍。”他即率部進入湖北作戰。閏正月，他與友軍配合，擊敗張獻忠，令其西竄。關於如何追剿，左良玉與主帥相左，而堅持己見，事實也證明他是對的，“嗣昌度力不能製，而其計良是，遂從之。”隨又發生將帥猜忌，左良玉和另一大將賀人龍，皆不奉嗣昌令，導致張獻忠突圍出川，攻入襄陽城，宗室襄王被執，楊嗣昌自度責任難逃，竟絕食而死。事後，“帝既斬賀人龍以肅軍政”，令左良玉“削職戴罪”。[13]
如此，在忽勝忽敗的起伏中，左良玉長成參天大樹，崇禎“專倚良玉辦賊”。崇禎十五年左右，農民軍諸部強弱盛衰漸分，李自成明顯高出一大截，而為明朝主患。深受倚重的左良玉，自然被寄厚望，用為對李作戰主力。該年四月，李自成重兵包圍開封，崇禎皇帝為使左良玉戮力用命，特意把當時因罪係獄的侯恂放出，委為督師，又專發十五萬兩白銀為犒賞，“激勸之”。左良玉的分量、地位，以及朝廷的依賴，一時無兩。
我們說他作為軍人、將領，常勝而常敗，既像很會打仗、又像不太會打仗，時而“英雄”時而“狗熊”，這種怪現象，突出地通過兩大對手表現出來。與張獻忠對壘，左良玉絕少落下風；豈但不落下風，簡直還是張的克星，至少有兩次，張獻忠險些命殞彼手。可對手一旦換成李自成，左良玉就威風掃地、一敗塗地，以至未戰先怯，如鼠畏貓。這極為費解的情形，竟然像是一條規律，下麵我們為讀者言其大概。
前述崇禎十二年七月，左良玉遭受其軍興以來首次重創，對手便是張獻忠。除此，情形都得顛倒過來。而且這一次慘敗，緣由是“輕進”，不把張獻忠放在眼裏，而致失手。吸取教訓後，左良玉逢張俱大勝。崇禎十三年春，左、張大戰於川陝交界的太平縣瑪瑙山：
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裏。良玉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山、歸州之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歸界上。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聞，加太子少保。
緊接著，窮追猛打，戰果不斷擴大，張獻忠部曲屢有降者，諢名“過天星”的惠登相即於此時歸順左良玉。張獻忠實已走投無路，後能得脫，是用計說動了左良玉：
當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指楊嗣昌）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
結果在開縣，諸軍追至。張獻忠登高一望，見“良玉兵前部無鬥誌”，決定由此突圍，果不其然，“良玉兵先潰”。此番兵潰不同於崇禎十二年，顯係左良玉主動縱敵逃逸。本瀕覆亡的張獻忠就此“席卷出川”，逼得功虧一簣的楊嗣昌自盡謝罪。過了幾個月，逃至大別山一帶的張獻忠，“屢勝而驕”，左良玉再適時給他一些教訓：
良玉乃從南陽進兵，複大破之，降其眾數萬。獻忠中股，負重傷夜遁。
這位逢張每大勝的將軍，逢李輒必敗。典型如解開封之圍所引發的朱仙鎮一役。當時，左軍剛對張獻忠取得信陽大捷，氣勢很盛，皇上事先賞下十五萬兩，又為鼓其士氣而特意釋放和起用侯恂。在這種形勢下，左良玉提兵來到開封以南的朱仙鎮，協同虎大威、楊德政等部，大有一決雌雄的樣子。但不知怎的，與李軍相望，“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未曾交手，即已生畏。李自成還格外沉得住氣，左軍潰退，他並不動手，“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左軍狂奔八十裏，發現沒人追上來，正“幸追者緩”，卻鑽入李自成布下的方圓百裏巨大包圍圈：
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穀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
一路逃到襄陽。敗績奏聞朝廷，崇禎改令侯恂在黃河北岸“拒河圖賊”，調左良玉“以兵來會”，左良玉卻已被李自成嚇破了膽，“遷延不至”，根本不敢再來。開封自崇禎十四年十二月起被圍，至十五年九月不能解，最後靠決黃河水淹城，“一夜水聲如數萬鍾齊鳴”[14]，方致李自成退卻。此為明末極慘一幕。開封生生被黃河吞沒後，崇禎皇帝大怒，將侯恂重新下獄，直到本人吊死煤山為止，都不曾赦其罪。[15]
李自成不遺餘力攻開封，是欲得此大城以為根本。水淹之後，積屍如山的古都，失去那種意義，而他看中的下一座城池，又恰恰是左良玉所逃往的襄陽：“自成無所得，遂引兵西，謀拔襄陽為根本。”真是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左良玉剛從朱仙鎮潰退至此，猶在喘息，李自成大軍後腳便到：
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洲。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遏。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16]
這一“下”，下到哪裏了呢？徑直逃往武昌。他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口抵武昌，以後都在這一帶，不離左近，開始了駐楚時期，中間一有風吹草動，聽說李自成向南運動，便張皇避之，所幸闖軍後來主攻方向轉為陝晉京畿，左軍在楚乃暫有年餘之安。而更有一種說法，乙酉兵變真正緣由，就是得到報告，在潼關被清軍大敗的李自成一路南逃，直奔武昌，左遂以“清君側”為借口，擅離汛地，移兵下遊。總之，幾次與李自成打交道，左良玉皆如夢魘，乃至杯弓蛇影。
把對張獻忠作戰的左良玉，與對李自成作戰的左良玉，加以對照，我們難免疑非一人。一個那麼能打，一個隻是能逃。一勇一怯，幾無例外，道理實在沒法說清。難道是對手強弱不同所致？似亦無從談起。張、李二軍，紀律狀況有差異，戰鬥力卻不分彼此。論狡詐多智，張獻忠既不輸李自成，論凶悍狂野，抑且過之。張部豪傑之多亦所公認，其“四義子”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李定國，個個能征慣戰；尤其李定國，他在張獻忠死後歸順永曆皇帝，幾以一人之力獨撐南疆抗清大局十餘年。可見，左良玉對張獻忠每有完勝，相當不簡單，其為名將，洵非過譽。但為何與李自成對壘，卻一觸即潰，甚至未觸即潰，表現渾似草囊飯袋？個中緣由，思來想去，似唯有一解：李自成後期即商洛山再起之後，用李岩、牛金星等，漸超流寇層次，張獻忠則始終無此變化；而左良玉，並不懼與人就狠惡野勇比其高低，獨無法麵對組織緊密、紀律嚴明的對手。
四
以上，常勝又常敗，遇張則勝、遇李則敗，不過是左良玉種種“乖張”情形中較突出的一點。類似的悖反，他還有許多。
比如，他究竟是忠於朝廷呢，還是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實利主義，“緩則受吾節製”騙取朝廷軍餉，“急則擁兵自重”不惜嘩變叛亂？很多事例表明，部隊就如他的私人武裝，朝廷能否用上，要看他樂意與否。不聽調遣，在他是家常便飯。高興則來，不高興就置若罔聞，旨意、軍令均如廢紙。張國維三檄不應，熊文燦在安慶“部檄以良玉軍隸焉，良玉輕文燦不為用”，楊嗣昌“九檄皆不至”，連侯恂召之“以兵來會”，也“遷延不至”……初為總兵，從昌平帶出來原班人馬不過二千，到崇禎末年，“兵八十萬，號百萬”，十年左右擴充數百倍，皆因屯兵自肥，為此招降納叛、強征強斂，曾“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朱仙鎮之役時，“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17]，即合法的部隊編製人數應為四萬，他實際擁有卻超數倍之多。到武昌時期，竟有眾八十萬、號稱一百萬；一二年間，在原基礎上再急劇擴充近兩倍。這些，無不是明顯的軍閥標誌。然而，當我們覺得可以輕去就、驕兵悍將、挾寇自重而斷之時，他又給我們來一點小意外：“聞京師被陷，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請引兵東下。良玉慟哭，誓不許。”[18]《甲申朝事小紀》所載較具體：
崇禎十七年正月，上既封左良玉為寧南伯，升其子以平賊將軍印，俾功成後世守武昌。詔到，方受命，而京師陷，賊之信踵至。良玉審知登遐凶問，三軍縞素，率諸將旦夕臨。翼日，諸將前請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王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撫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封疆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為效。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19]
為阻止這次叛亂，左良玉不惜“盡出所藏金銀彩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同時采取強硬措施，“以巨艦置炮斷江”，封鎖去下遊的航道。散財於眾時，兒子左夢庚“有吝色”，左良玉大搖其頭，連聲歎息：“你以為這些都是你的財產嗎？唉，左家軍看來是保不住了！”當然，他隻是將叛亂暫緩一年而已。翌年乙酉之叛，他再沒能控製住局麵，但諸多跡象表明，在此過程中左良玉即不盡屬違心，相當程度也是身不由己。發兵不久，途次九江，麵對前來質問的袁繼鹹，以及部下焚掠場麵，他愧恨交迸，大叫“我負臨侯！”嘔血數升而死。
歸德（商丘）侯府
左良玉受侯恂重用，感恩戴德。朱仙鎮之役，左軍三過歸德，必嚴令無擾，入謁侯父，“拜謁如家人”。他與侯恂的特殊關係，是弘光內訌的重要線索。
左良玉所立碑
在許昌灞陵橋頭，上刻“漢關帝挑袍處”六個大字，左側兩行小字：“總兵掛平賊將軍印援剿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左施銀十兩歲次庚辰中秋吉旦”，說明此碑立於崇禎十四年（1641）。俗謂碑文乃左氏遺墨，實則他目不識丁，寫不了這樣一筆字。碑中言之甚明，他僅為出資人而已。但此碑終究與左良玉存在直接關係，也算稀有難得。
又如，此人心中有無“禮義廉恥”，我們所得信息也不一致。一方麵，他許多做法根本沒有原則和底線，一如叢林野獸，為了生存什麼都幹得出。他將軍令置若罔聞，對敵人賄賂卻欣然受之，餘如謊報戰功、捏造民意等事，也是信手拈來，毫無心理障礙。崇禎九年二月，奉命與另一總兵“夾剿”，而“中道遁歸”，導致友軍“無援敗歿”，“良玉反以捷聞”。[20]崇禎十年，朝廷調其兵，左良玉出於避戰目的，“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21]以其行事慣常如此，我覺得判他一個“天良已泯”，絕不冤枉。但偶爾地，他又回到常識之內。朱仙鎮之役，左軍三過侯恂故裏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22]世間所傳，都是他如何跋扈，以上表現卻對不上號。楊廷樞也為此作證，他在侯方域那裏見過左良玉寫給侯恂的信：“卑謹一如平時，乃知寧南感恩”[23]。原來，這樣一個人心中不單也有“感恩”二字，而且願意奉行。我們還可以看看他的私生活。“左家室盡於許州”——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左良玉奉調入陝作戰，駐地許州（許昌）失陷，家眷因留彼處，除兒子左夢庚隨軍之外，全被殺光——此後他一直獨身，而無近女色，“在武昌諸營，娼優歌舞達旦，元帥獨塊然一榻，無姬人侍側者。”一日，部眾“召某將官營妓十餘人行酒。杯斝縱橫，履舄交錯”。左良玉在場，卻格格不入，“少焉，左顧而咳，命以次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24]除非身體有疾，否則我們應當承認，這種態度說明他並非恣睢其欲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