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近的惡性案件發生在田琦出院一年後，地點是在江北區。境湖市的主城區座落在長江南岸，但自從十多年前長江大橋修通之後，江北區就成了發展最快的新區。
凶案是在眾目睽睽下發生的，被害人張某在逛商場，田琦從側後方繞到他前麵，朝他的小腿跺了一腳。被害人隻罵了一句“你神經病嗎？”隨即就被田琦以凶器擊倒。
凶器是田琦隨手從附近的體育用品櫃台中抄來的一根棒球棒，當時後麵還有正在追趕並大聲呼喊的售貨員。看見田琦行凶的這一幕，售貨員便嚇得沒有敢靠近。
田琦不止打了被害人一棒，被害人倒下後，他還用球棒反複敲砸其頭部與身體，手段異常殘忍，最後的場麵也是慘不忍睹。就連趕來的商場保安都被嚇傻了，覺得手腳發軟。
根據商場的監控錄像顯示，攻擊時間大約持續了九十秒，被害人應已當場死亡。然後田琦扔掉球棒，用腳反複跺被害人的屍體，就像要踩平地上的什麼東西。他跺了大概五十秒左右，全身幾乎都跺遍了，然後才若無其事的轉身離開，嘴裏還在嘀咕著什麼，被趕到現場的警察製伏並逮捕。
案件發生的過程非常短，警察來得其實也很快，這家商場內就有派出所設的治安值班室。警察是用電擊棒將田琦擊倒並製伏的，當時田琦手中已沒有凶器，處於一種精神恍惚狀態。
在審訊過程中，辦案民警就發現了田琦的精神異常。在回答為什麼要殺人時，田琦自稱：“我看見那個家夥全身都不舒服，他不應該從這個世界裏冒出來，我必須要把他打下去、踩平才行。”
這哪裏是殺人啊，簡直就像在遊戲廳裏玩打地鼠遊戲。經過調查，田琦跟被害人張某也毫無關係，以前根本就不認識。
看到這裏，丁齊做了幾個深呼吸，暫時平複一下情緒。從專業的角度，他必須要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材料上介紹了嫌疑人從小到大的三個案例，沒有介紹的情況不知還有多少，丁齊首先做出的判斷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反社會型人格的特征，通常是指行為不符合社會規範，無視法紀，不僅極端自私且冷酷無情。但在司法實踐中，它通常並不是免除刑事責任的理由。
“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解。我國刑法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製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
也就是說鑒定人不僅要鑒定嫌疑人是否“有病”，更重要的是鑒定他做出危害行為時，能否辨認或控製自己的行為，重點在於“事發時的狀態”。
反社會人格，在醫學角度可能是一種精神障礙，但當事人通常是具備行為辨識或控製能力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司法上不能免責。至少在刺傷老師這個案子上，田琦目標明確、思維邏輯的內在關係清楚，情緒、動機、行為有高度的一致性。
田琦當年能逃脫刑事處罰，隻是因為年紀尚不滿十四歲。但是在他十六歲那年發生的第二個案子，進行了精神鑒定並得出了結論，再加上尚未年滿十八歲，所以仍然逃脫了刑事處罰，隻是接受了強製治療。
後來他還能順利出院，像正常人那樣活動，看來父母是花了大代價的，包括治療和診斷方麵，也包括對被害人的民事責任賠償方麵。至於剛剛發生的這個案子，初步推斷，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狂躁發作，也有可能是妄想性障礙。
具體怎麼回事，要拿到詳細卷宗進行分析，並對嫌疑人進行實際問訊、測試後才能得出結論。須知這與刑事審訊中遵循的“無罪推定”的原則不同，精神病司法鑒定遵循的是“無病推定”，首先並不將嫌疑人看做精神病人。
這份簡單的材料，是劉豐讓丁齊提前熟悉情況用的。導師當然不會給他太難的案子，而且他隻是三位鑒定專家中做陪襯的一位，這隻是讓他去積累資曆。
嫌疑人有既往精神病史，案發時的行為又非常典型地符合精神病性特征，這個鑒定從專業角度看並不複雜，但丁齊合上卷宗後卻深深歎了一口氣，心情難免沉重。
理論上講，鑒定人的職責就是鑒定嫌疑人在案發時的行為能力，還有案發後的受審能力與服刑能力等。他們並不是法官，隻是給法庭提供專業鑒定材料，說明嫌疑人在特定時段的精神狀態，不應帶個人感情甚至是某些道德責任色彩，這是專業要求。
司法鑒定隻是法庭證據之一，至於怎麼采用這些證據，如何考慮社會影響、減少社會危害，從而做出最恰當的判斷，那是法官的責任。但大多數時候的實際情況，法官就會直接采用鑒定結果進行判決，讓鑒定人感受到他們不僅是在鑒定，同時也是在裁決。
雖然專業性要求鑒定者不能有個人感情色彩，但丁齊也是個活生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世界觀和個人情感。在他看來，如今的法庭引用鑒定結論時，主要都強調責任能力，在判決與執行實踐中，卻對另一項更重要的鑒定，也就是社會危害性鑒定的結果不太重視。
丁齊感到心情複雜的原因，也與田琦的父親有關。此人名叫田相龍，材料中雖然沒有介紹田相龍的具體背景，隻提到了名字，丁齊也不認識他，但是早就聽說過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