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敵其驕，誘而殲之，是鄧小平在與敵軍事鬥爭中，針對敵人的心理特點，根據敵人的心理需要，靈活采取或示之以敗，或示之以懼，或示之以弱，或示之以亂之法，以縱敵其驕，利令智昏，麻痹大意，受騙上當，中我下懷，以利於我創造有利戰機，最終殲而勝之。這也是鄧小平與敵軍事鬥爭中善於施用的指揮藝術，他繼承了我國古代兵家“縱敵其驕”的謀略思想。《百戰奇法·利戰》中講道：“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破之。”這其中所說的“愚而不知變”，“貪利而不知害”，都是就敵人指揮官的心理特征而言的，或者說都是縱敵其驕，施之以誘的“心理之隙”。驕兵必敗，可以說這是軍事鬥爭中一條基本規律。一般來說，強兵易驕，勝兵易傲。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將帥的頭腦膨脹，不能正確地分析和認識作戰雙方的力量對比，過高地估計自己，過低地估計對方。在心理上表現為狂妄自大，輕視對方，盛氣淩人，不可一世，目無一切的驕橫之態，因而在作戰指導上，必然會求勝心切，好大喜功，孤軍冒進，爭搶頭功，在作戰行動上，必然會輕舉妄動，草率用兵，漏洞百出，授人以機，被人所乘，戰而敗之。
鄧小平的軍事指揮藝術，正是表現在他能夠及時準確地分析影響作戰勝負的諸方麵的關係，尤其是善於把握敵將帥心理特征以求施謀用計，縱敵其驕，亂敵之心，奪敵之謀，先算於敵，進而每戰必勝的。1946年8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突然發起了隴海路戰役和同蒲路戰役，作戰13天，共殲敵28000餘人，給國民黨軍以沉重打擊，引起了國民黨軍的極大恐慌，蔣介石深感這支共軍不可忽視，下決心要消除這一心腹之患。於是加緊向冀魯豫戰場調兵遣將，很快在鄭州、新鄉、開封、商丘、碭山、徐州等地集結了十四個整編師共30萬人，企圖乘我晉冀魯豫野戰軍未及休整之機，集中優勢兵力，兵分東、西兩路，向冀魯豫腹地的定陶、曹縣地區合擊，進而控製魯西南。國民黨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親自飛抵開封部署作戰行動，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也親自到考城、民權前線督戰，擺開了將我晉冀魯豫野戰軍“一網打盡”的決戰之勢。
8月28日，西路國民黨軍的整編第三、四十七、四十一、五十五、六十八師像張開的五個指頭向東明、定陶、曹縣伸了過來。與此同時，東路國民黨軍第五軍和整編第十一、八十師也從碭山、虞城一線向城武、單縣、魚台發起進攻。根據冀魯豫戰場敵我雙方的態勢和出現的新情況，中央軍委於8月29日致電劉伯承、鄧小平：集中優勢兵力，相機殲滅國民黨軍整編第三師，指出“該師係中央軍，如能殲滅影響必大，望按實情處理”。當時，我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魯西南地區的兵力隻有四個縱隊約五萬人，再加上是剛剛打完隴海路戰役，兵馬疲憊，需要補充，亟待休整。如果再組織大規模作戰，不僅存在不少困難，而且因準備不充分會造成被動或失敗。然而，當劉伯承、鄧小平接到中央軍委的指示後，立即召開了作戰會議，研究貫徹落實軍委命令的作戰方案。作戰會議上，鄧小平首先分析說：東路軍敵人雖然僅有三個師，但其中有兩個師是蔣介石的王牌部隊，戰鬥力強，比較難對付。
西路軍敵人雖有五個師，但戰鬥力不強。針對這一情況，我想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第一個是暫時避開敵人的鋒芒，先在黃河以北休整一下，爾後再南下尋機殲敵。這個方案對我們比較有利，但對全局不利，勢必增大對陳毅、李先念部隊的壓力。第二個方案是咬緊牙關再打一仗，這樣，我們的負擔雖然會重些，但陳毅、李先念他們那裏就輕鬆多了。我的意見是以第二種方案為好，這也符合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劉伯承接著說：我完全同意鄧政委的意見。蔣介石是個開飯館的，送來一桌還不等你吃完，又送來一桌，逼著你吃，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送來了，我們就放開肚皮吃喲！最後，會議決定克服困難，創造戰機，集中主力殲滅敵西路軍中的整編第三師。8月31日，劉伯承、鄧小平下達了定陶戰役的基本命令，決定采取“南北鉗擊以求各個消滅”的戰法，集中第三、六、七縱隊主力，合殲敵整編第三師於定陶以西的安陵集、韓集地區，爾後視情況再尋機殲滅敵整編第四十七師一部。為了確有把握實現這一作戰意圖，劉伯承、鄧小平還特別命令第六縱隊抽出兩個團，對敵整編第三師實施運動防禦，並以邊打邊撤、佯攻襲擊、幹擾破壞等戰法，大量地消耗、疲憊、迷惑敵人，掩護主力部隊完成在預設戰場的作戰準備，最後將敵整編第三師誘騙進我預設戰場，圍而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