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勢篇中講：“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其意是說，善於指揮作戰的將帥，他所造成的態勢是居高臨下，勢如破竹，他所掌握的行動節奏是短促猛烈，猝不及防。這種態勢，就像張滿的弓弩，這種節奏，猶如觸發弩機。可見，兩軍交戰，創造這種強大而有利的作戰態勢，采取快速而有力的作戰行動，對於奪取作戰的勝利，是十分重要的。而能否創造出這種態勢並有效地加以利用，能否采取這樣的行動並取得應有的效果，又是評價指揮員指揮謀略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鄧小平在與敵爭謀鬥法的戰場上，總是注意綜合利用各種因素創造“勢如擴弩，節如發機”的有利態勢，尤其是在指揮一些重大戰役時，更是善於從整體和全局上謀劃、創造、控製這種態勢，為奪取戰役的主動和勝利奠定了基礎，充分體現了他的軍事指揮謀略水平的高超。
一、精心籌劃，蓄勢以備
當淮海戰役還在緊張激烈地進行的時候，中央軍委於1948年12月12日就致電淮海戰役總前委，明確指出淮海戰役結束後，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休整兩個月（分為四期，每半月為一期），並大致準備好渡江作戰所需諸件（雨衣、幣、炮彈、治療藥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動員。”“在江淮現有諸敵未退至江南的條件下，兩軍協力以一個月至兩個月時間舉行江淮戰役，殲滅江淮間諸敵，占領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漢以東、大海以西諸城鎮。”“然後再以相當時間，最後地完成渡江的諸項準備工作，即舉行渡江作戰。中央軍委要求總前委要召開一次會議，專門研究討論渡江作戰計劃。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鄧小平決定召開一次研究渡江作戰計劃的會議，並形成了初步方案報中央軍委。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敵我雙方的作戰態勢進一步明朗，中央軍委又指示鄧小平及總前委：“華野、中野應休整至二月底為止，準備三月即行渡江占領鎮江、蕪湖之後，即去占領南京。然後依據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領蘇杭。”為了加強渡江戰役的統一指揮，1949年2月11日，中央軍委決定，淮海戰役期間組成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由此，鄧小平又擔起了統一領導和指揮兩大野戰軍聯合發起的渡江戰役的重擔。
鄧小平認為，渡江作戰是人民解放軍所麵臨的一項新作戰任務，也是粉碎蔣介石政府“劃江而治”反動陰謀的重要一仗，更是能否實現毛澤東、黨中央關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役方針的關鍵一仗。所以，總前委及兩大野戰軍必須充分認清形勢，統一思想，權衡利弊，精心籌劃，乘我人民解放軍三大戰役勝利之威，充分準備，積力蓄勢，給長江守敵以突然猛烈而致命的一擊。為此，鄧小平多次主持召開渡江作戰會議，反複研究渡江作戰計劃，為積力蓄勢，突然猛烈而致命的一擊奠定必需的基礎，做好充分的準備。
在鄧小平主持下召開的總前委會認為：渡江作戰是人民解放軍作戰的一個新課題，參加作戰的指戰員大部分是北方籍，不習水性，對長江情況了解不多，存有各種思想顧慮；各級指揮員也缺乏組織指揮大兵團強渡江河作戰的經驗，而且又沒有現代化的渡江用具和器材，隻能以木帆船為主要渡江運載工具。麵對這種實際條件，要突破國民黨軍以陸海空軍組成的長江防線，困難的確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鄧小平及總前委經過綜合分析也認為：總的形勢對我人民解放軍也十分有利：一是防守長江下遊的湯恩伯集團戰鬥力不強，缺乏精銳部隊，而且戰線太長，兵力不足，長江防線漏洞較多；二是長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平穩，利於航渡；三是南京以西江麵較窄，國民黨軍防守薄弱，更有利於我人民解放軍組織渡江。另外，蕪湖、江陰段江道逐步向北突出，滬寧、寧蕪鐵路與江道平行，利於我解放軍對南岸的國民黨實施鉗形攻擊，迅速形成對南京、鎮江地區國民黨軍包圍的態勢，並在渡江後可立即占領控製鐵路線，使國民黨軍無法利用鐵路進行機動。還有，我人民解放軍剛剛奪取了三大戰役的偉大勝利，軍心振奮，士氣高漲，勢不可擋，而國民黨軍則恰恰相反，兵敗如山倒，連連敗退，損兵折將，士氣低落，元氣大傷，戰鬥力更是一落千丈。鑒於上述分析，鄧小平和總前委的首長對奪取渡江戰役的勝利充滿信心。
在鄧小平主持下，三月下旬，總前委在蚌埠南郊的孫家圩子連續召開了總前委擴大會議和華東局會議，專門討論研究渡江作戰的具體部署。隨後，鄧小平親自動筆，擬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4月1日，他又召集有關同誌進行逐段反複研究討論，隨即上報給中央軍委並下發給野戰軍各兵團以上單位，很快就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準。
這一《綱要》精確地計算了敵方的兵力及可能使用情況，準確估計了戰役中敵人可能采取的行動及戰場態勢發生的變化，明確地提出了根據敵人的行動我軍所采取的作戰方案。應該說，這一《綱要》是總前委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也體現了鄧小平高屋建瓴、舉重若輕、化繁為簡、宏觀控製的謀略水平和指揮藝術。鄧小平要求，我以兩大野戰軍全部兵力，殲滅“全部或大部蔣軍，占領蘇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奪取京、滬、杭，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為目的。”為此，在作戰部署上，總前委決定：將已經在安慶至黃港地段沿江北岸展開的第二、第三野戰軍部隊，以適應南京為中心的突出部地形，分別編組成東、中、西突擊集團。首先以中集團從蕪湖、南京段突破，擊敵左側背，切斷敵南撤道路；再以東集團從鎮江、江陰段突破，切斷南京、上海間交通，割裂敵人防禦體係，爾後視情況留必要兵力控製京滬線，以主力協同中集團挺進合擊可能南撤的敵主力於太湖西側朗溪、廣德地區。鑒於鎮江、江陰段敵防禦部署兵力較強，為保證東集團的渡江突擊，除加配炮兵支援作戰外，還決定東集團比中、西集團晚一天發起渡江作戰，以減輕敵人對東集團的壓力。為保證第三野戰軍中、東集團的渡江突擊，第二野戰軍由安慶東、西地段渡江，進擊浙贛線。總前委對西、中、東各集團的具體作戰行動作了明確的部署。西集團，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和野戰軍參謀長李達指揮，第三、四、五兵團組成，約35萬人，分布於湖口與樅陽鎮之間實行渡江作戰。第四兵團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得手後，第三兵團以最快速度向歙縣挺進，截斷徽杭公路東進杭州。第五兵團快速沿景德鎮、婺源前進，占領衢縣、江山段鐵路，以保證截斷敵人之退路。第四兵團迅速沿江東進，接替第九兵團任務，監視蕪湖的敵人，並準備進攻和占領南京。
中集團，由第二野戰軍副政委譚震林指揮，第七、第九兵團及榴彈炮兵第二、四團、第一團一個營和騎兵團組成，約30萬人，分布在長江裕溪口至樅陽間實行渡江作戰。同時，以一部分兵力在蕪湖和縣地段進行詳攻，牽製和迷惑蕪湖的敵人。渡江後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團消滅當麵之敵，主力則迅速東進截斷寧杭公路，會同東集團完成對敵人主力的包圍。
東集團，由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和野戰軍參謀長張震指揮，第八、十兵團及榴彈炮第五、六團，蘇北軍區三個警備旅、海防縱隊、坦克團、炮兵預備隊等組成，約35萬人。東集團的渡江段為黃港至三江營之間。在發起渡江作戰的同時，一部兵力積極佯攻兩浦敵人吸引南京之敵，以保證渡江作戰成功。渡江後，留一部分兵力殲滅沿江之敵，力求站穩腳跟，調整態勢，鞏固陣地和後方聯絡線，然後擴大戰果；主力則對敵人做有後方的迅速推進，截斷寧杭鐵路，會同中集團合圍南京、蕪湖和鎮江的敵人。
為了保證西集團渡江後右翼的安全，軍委還指示第四野戰軍的第十二兵團和江漢、桐柏、鄂豫軍區部隊約20萬人分別以一部兵力進占浠水、蘄春、黃梅等白崇禧集團的防區，鉗製九江方麵的敵人；以另一部兵力進占武漢外圍的孝感、黃陂，造成進攻和奪取武漢的態勢並準備在武漢至九江的地段渡江南進。完成兵力部署之後，鄧小平又進一步分析判斷了我渡江成功之後，敵人可能采取的行動，他指出：一是“收縮兵力於京、滬、杭三角地區和南京、蕪湖地區，控製南京、上海、杭州、蕪湖、鎮江、無錫諸要點，並圖於我東西兩軍相距尚遠之際，集結兵力與我突進至京滬線上之東線兵團實行決戰，而以蕪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贛線上，以保障其退路。”二是“向後撤收，一線在無錫、南京、蕪湖及其以南地區布置防線，利用浙贛鐵路迅速轉運兵力，控製浙贛沿線，確保南京、蕪湖兩要點，並求得割斷東西兩軍之聯係，然後再視情況，或在京、滬、杭三角地區與我決戰，或退在浙贛線上與我決戰，或沿浙贛線作戰略之撤退。”三是“主動放棄武進、鎮江、南京、蕪湖地段，沿江各敵全線向南退集浙贛線上無錫、上海、杭州沿海地帶，以便利用鐵路和海口作頑強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四是“在情況不利於撤退的時候，分別固守京、滬、杭諸點，以圖頑抗。”鄧小平認為，“隻要我軍渡江成功，無論敵人采取何種處置，戰局的發展均將發生於我有利之變化，並有可能演成敵人全部混亂的局麵。”
鑒於上述對敵人可能采取的行動的分析，鄧小平還強調指出，整個戰役的準備，應以能夠應付“第一、第二兩種情況為出發點，要計算到我東線兵團渡江成功之後，可能遇到嚴重的戰鬥，故西線兵團應給以及時有力之支援。”但是，“無論敵人采取何種處置，情況發生何種變化，西線之三野第七、第九兩個兵團，除留必需兵力協同二野殲滅當麵之敵外，主力應與東線二野之第八、第十兩兵團實行東西對進，力求迅速會合。此著成功，既可使東線兵團不致孤立，使東線主力作戰有必勝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亂敵人的作戰體係，達成割裂包圍敵人之目的。故此著實為全戰役之關鍵。”在戰役的具體行動上，鄧小平明確：“如敵實行第一方案，則應集結三野四個兵團的主力甚至合力於京滬線上的決戰方麵，而以二野之一個兵團進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區，截斷浙贛線，二野主力應沿江東下擔任攻占蕪湖及準備攻取南京之任務；如敵實行第二方案，則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贛線，餘同第一方案。如敵實行第三方案，則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備，主力解決浙贛線上之敵，三野全力負責解決滬、杭、無錫地帶之敵。如敵實行第四方案，則以二野解放南京，三野解決滬、杭。在步驟上，宜將上海放在最後解決較為有利。如敵完全混亂，則依實際情況臨機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