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淵源
列寧指出：“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麵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麼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麵看做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做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
按照列寧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辯證法的所有原則、規律、範疇，都是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源泉，都是指引我們走向勝利的法寶。但是，在一個哲學家的辯證法思想體係中，卻有一個突出辯證法的哪一方麵的問題。這種情況是與哲學家的時代、任務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是與他對這一時代、任務的獨特的哲學理解聯係在一起的。
鄧小平有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在我們黨內，他很早就提倡“照辯證法辦事”了。毛澤東曾十分讚賞地談到：“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誌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但是，鄧小平在他改革開放時代的辯證法思想中，所強調的重點與毛澤東是不盡相同的。毛澤東更多地強調的是對立麵的鬥爭，而鄧小平更多地強調的是對立麵的結合。對立麵的結合問題構成了鄧小平辯證法思想的核心內容。
鄧小平這一思想的理論淵源可以上溯到列寧。十月革命後，列寧是非常注意抓對立麵結合的。這有他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對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就是說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後的社會都是充滿矛盾的社會，但這矛盾的情況卻大不一樣。舊社會是對抗性矛盾為主導的社會，新社會是非對抗性矛盾為主導的社會。由於社會性質不同，矛盾性質不同，解決矛盾的方法當然也應不同。正是在這種新的曆史條件下，列寧突出地強調了對立麵結合的問題。他在談到如何把經濟建設中的重點製和平均製結合起來的時候講到，這種結合確實存在困難，“但不管怎樣，我們多少學過一些馬克思主義，懂得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可以（而且應當）把對立麵統一起來，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們三年半的革命期間，我們在實踐中已經不止一次地把對立麵統一起來。”他還講，我們“可以把這些對立的概念不和諧地結合起來，也可以把它們和諧地結合起來。”列寧當然主張把對立麵和諧地結合起來。
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也與毛澤東有關。當然，鄧小平是從正麵學習了列寧關於對立麵結合的思想的，卻是從反麵學習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教訓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晚年十分強調的思想就是對立麵鬥爭的思想，並直稱“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他在晚年的一些說法，諸如“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之類，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他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信條也表明了這一點。也正是由於這一點（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使他陷入了錯誤的泥潭。鄧小平從這裏悟到了什麼呢？悟到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絕不應當隻實行革命時期的鬥爭哲學（其實在革命時期也並不隻有鬥爭），而應當更多地學會把對立麵結合起來，而這恰恰是解決社會主義時期各種矛盾問題的鑰匙所在。
當鄧小平把握了這個社會主義辯證法的要旨之後，就如魚得水地把它施展到各方麵的實踐中去了。鄧小平取得了成功。
不同的時代需要有不同特點的辯證法，需要把辯證法的不同側麵突出出來。這是一項高明的藝術。如果學不會這項本領，即使是熟悉辯證方法的大師，也會一敗塗地的。毛澤東晚年的悲劇就是例子。
2．主體與補充
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鄧小平運用得最為得心應手的對立麵的結合，是把不同所有製、不同分配製、不同社會製度以主體和補充的格局結合起來。
第一，不同所有製的結合。
在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而且呈現出多層次、不平衡的狀況。在這樣一種生產力的基礎上，實行單一公有製經濟顯然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我們過去急於過渡到單一公有製所造成的後果之一。鄧小平總結了我們在處理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上片麵強調和急於強調單一公有製的教訓、提出了以公有製為主體、以包括私有製在內的其他所有製為補充的原則，把所有製問題上的公與私以主體和補充的形式結合起來了。1985年，他講：
“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麵，一是以公有製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現在占整個經濟的麵分之九十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關於這個思想，他後來不隻一次地作過闡述。應當說，作為補充的那一方麵，實際上包括了個體經濟、合資經濟（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獨資經濟（當時主要指國外單獨投資）等經濟成份。這些年來，這些成份有效地補充了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大主體，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這已是實踐證明了的正確方針。
在我們這樣一個多年來一直把非公有製經濟作為洪水猛獸進行嚴厲批判的國度裏，人們已經習慣於一種思維定勢，即要麼是社會主義公有製；要麼是資本主義私有製，它們是水火不相容的。現在，忽然要人們改變這種思維定勢，把這兩個對立麵結合起來，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果然，有人說話了：三資企業多一分，資本主義就多一分。也有不少善良的人懷有種種疑慮：這樣下去會不會破壞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地位？對此，鄧小平做了詳細分析。他說：“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隻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結論是清楚的：“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還專門分析了深圳特區的情況，指出：“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在鄧小平的這些論述中，既有著眼於經濟本身的分析，又有著眼於政治角度的分析；既有特殊地區的個別結論，又有一般情況的普遍結論。這些話足以證明，這種所有製方麵的以主體和非主體相結合的形式實現的、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對立麵相結合的政策，是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情況的正確政策，是應用對立麵結合思想的一種獨特創造。
第二，不同分配製度的結合。
分配製度是決定於所有製的。所有製方麵的對立麵的結合也就決定了分配製方麵的變革。這樣，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以其他分配形式為補充的不同分配製的結合就是自然的了。這裏，按勞分配是主導形式，而按資分配也是不可避免的補充形式。這也是截然對立的兩種分配方式的結合。這一種對立麵的結合是前一種結合的合乎邏輯的延伸。
第三，不同社會製度的結合。
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製”的同時，還分析了實行這一政策所造成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方麵主體與補充的對立麵結合關係。他說：
“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製度，比如香港、台灣。”
“‘一國兩製’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這種主體和補充的結合較之於前兩種是更難於設想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社會主義地區和資本主義地區，按照我們過去的思維習慣，那是無論如何也扯不到一起的，隻能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和平共處是絕對不可以的。但是，去掉這些固定的思維定勢，換一種腦筋想問題，事情就不同了。在特定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製度、兩種地區也是可以統一起來的。當然，這樣一個實行社會主義製度的地區與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地區的對立麵結合思路的實現，並不是單靠一方意願就能做到的。例如，在大陸與港澳之間，已經呈現了這種結合的前景，而在大陸與台灣之間能否以此方式實現統一，則尚需條件。但僅就前者而言，對立麵的結合在這裏也又一次顯示了它的力量，顯示了它在解決那些看來似乎很難解決的問題時的巨大威力。
這三個方麵各有其內容的主體與補充的對立麵結合，都是從特定的曆史條件出發的結果，都是從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從而也就是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本身出發的結果。回想過去，我們那種急於求成，割資本主義尾巴；那種口口聲聲“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的批判，其實是既消滅不了資本主義也壯大不了社會主義的，因為生產力上不去。看來，要消滅資本主義，必須先學會利用資本主義。這種對立麵的結合說到底，就是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最終徹底消滅資本主義。
3．穩定與發展
穩定與發展的結合是鄧小平提出的又一個對立麵的結合。中國的現實是既需要穩定又需要發展，無穩定不能發展，無發展也難於穩定。但穩定與發展又畢竟不是一回事，它們之間也有差異，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兩個對立麵。把這兩方麵很好地統一起來，無疑是一種藝術，辯證法的藝術。
1989年初春，一個八十有五的行動遲緩的老人，發出了．一個十分敏銳的政治信號：“中國不允許亂”。他大聲疾呼，“中國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鄧小平是把穩定放在中國發展的重要地位經常講起的。特別是在發生動亂、風波時或者是有某種不穩定因素時，他更是常講不懈。1987年，他講：“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不可能搞建設，更不可能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形勢不行”；“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什麼事情都幹不成。”這是針對著1986年冬1987年春發生的學潮講的。1989年初春，他就以極強的政治敏感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及至動亂發生，他主張采取果斷措施，加以製止，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成果不致斷送。
1992年元月23日，蛇口碼頭。正走向駛往珠海船隻的鄧小平突然又轉回來，向深圳市領導說：“你們要快一點”。這是鄧小平視察南方時的一個鏡頭，但卻是寓意十分深遠的一個鏡頭，他老人家心中惦記著深圳的發展速度，也惦記著整個中國的發展速度。中國要快點發展，這就是他老人家的急切願望。中國的發展問題，這是鄧小平十分強調的。1990年鄧小平指出：“如果經濟發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難提高。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隻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他還講：“使我們真正睡不著覺的，恐怕長期是這個問題，至少十年。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1992年初，他又大講發展問題：“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隻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這些話，字裏行間透露了鄧小平對於經濟發展的急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