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星期一，特·葛朗維院長和參事院副院長特·賽裏齊先生在奧太佛伯爵家裏開會。他們三個組成一個委員會，我是其中的秘書。由於伯爵的保舉，那時我已經是參事院的候補審計了。當局囑咐三人小組暗中研究的政治問題，需要不少材料，當下都擺在我們藏書室內一張長桌子上。特·葛朗維和特·賽裏齊二位把初步準備工作交給奧太佛伯爵負責，並且決定先在巴伊安納街集會，免得拿文件再帶往委員會主席特·賽裏齊家。內閣對這件事非常重視，臨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時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掙得了審計官的職位。特·葛朗維和特·賽裏齊兩位伯爵的生活習慣跟我主人的很相象，從來不在外邊吃飯；但等到當差的叫我出去，說“聖·保祿和勃朗-芒多的兩位本堂神甫在客廳裏等了兩小時了”的時候，我們也想不到會議拖得這麼晚。
那時已經到了九點了。
奧太佛笑著和他的同僚說：“諸位，你們今天少不得要跟兩位神甫一起吃飯了；葛朗維一向討厭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麼樣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個是我的舅舅，一個是高特龍神甫。放心，馮太儂神甫已經不在聖·保祿當助理了……”
“好，咱們吃飯罷，”特·葛朗維院長接著說。“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個真正虔誠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於是大家進了客廳。飯桌上空氣很愉快。真有學問的人，飽經世故而能說善道的政治家，都是講故事的能手，隻要他們肯講。他們決不受什麼環境牽掣，要就是態度沉悶，要就是妙語橫生。對這種風雅的玩藝，梅特涅克親王的本領不亞於查理·諾第哀。政治家的詼謔象鑽石一般雕琢得玲瓏剔透，每句話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時又富於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這三個優秀人物之間保持體統，便盡量發揮他的才智，那麼細膩，那麼溫厚，又象以職業關係而慣於把自己的思想隱藏的人一樣機靈。當然，那次的談話沒有一點兒無聊與庸俗的氣息，對聽眾的精神作用好比洛西尼的音樂。
高特龍神甫，有如特·葛朗維先生說的，不象一個聖·保祿而象一個聖·比哀，是個信仰堅定的鄉下人，顢頇臃腫，從頭到腳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塊；對於上流社會，對於文學，簡直一無所知，老是大驚小怪，問些出其不意的話，使談話生色不少。最後，大家提到社會永遠割不掉的一個瘡疤——奸淫問題，也正是我們在飯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當初製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終受著大革命的影響，使民間的法律與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觸；他認為一切弊病都是從這個矛盾來的。
他說：“在教會看來，奸淫是罪大惡極的行為，在你們法院看來不過是輕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馬車送往違警庭的。拿破侖手下的參事院對奸夫淫婦極心軟，簡直是無能。民間的法津不是應當與宗教的法律態度一致，把不安於室的妻子象從前一樣送往修道院去過一輩子嗎？”
“修道院！”特·賽裏齊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辦起修道院來；從前大家還把修道院改作軍營呢。並且，神甫，你想把社會不願意容忍的人送給上帝嗎？……”
“噢！”特·葛朗維伯爵說，“你真是不認識法國了。出頭告訴的權在於丈夫；但丈夫告發妻子犯奸的案子，一年不到十件。”
奧太佛伯爵接著說：“這是神甫替教會說話，因為奸淫的罪名是耶穌·基督定出來的。在人類發源的東方，女人隻是供男人娛樂的一件東西，大家除了要她服從，長得俊俏以外，沒要求她具備其他的德性。現代的歐洲家庭是承繼耶穌精神的產物，把靈魂放在肉體之上，所以規定婚姻關係不可解除，當作一件神聖的行為。”
“噢！”特·葛朗維嚷道：“婚姻中一切無法解決的困難，教會也的確感覺到的。”
奧太佛微笑著說：“教會造成了一個新社會；但我們這個社會的風俗，和因氣候關係而女人七歲就成熟，二十五歲就衰老幹枯的那種風俗，永遠不會相同。加特力教會把半個地球的人的需要都給忘了。所以我們隻能討論歐洲社會。女人究竟比我們高，還是低？這是男女關係的真正的問題。倘若女人比我們低，那末教會把她抬得那麼高以後，她犯奸淫應當受懲罰。過去便是這麼辦的。不是處死，就是送進修道院，古時的立法就是這麼回事。但以後，風俗照例把法律改變了。國王的寶座做了奸淫的床席；而風流案子的增加也表示加特力教條的衰落。現在教會隻要求不貞的婦女能真正懺悔，社會也隻給她一個黥印而不再教她受毒刑。固然，法律照舊把犯人判罪，但不再加以威嚇。並且道德也有兩種：社會的道德與法典的道德。凡是法典處罰不嚴的，社會就越大膽越不在乎：這一點我同意洛羅神甫的意見。在判決書的主文前麵寫著義正辭嚴的理由而心裏不羨慕風流罪犯的法官，恐怕很少吧。社會在節會、習慣、娛樂方麵表示根本否定法律，但對付事情的態度比法典和教會更嚴：它先鼓勵人作假，然後再責罰人家手段笨拙。我覺得有關婚姻的法律應當徹底改革。或許把女子的承繼權撤銷以後，法國的法律可以變得完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