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七月二十日蘇黎世轉巴黎電，法國大詩人保祿·梵樂希已於二十日在巴黎逝世。
梵樂希和我們文藝界的關係，不能說是很淺。對於我國文學，梵樂希是一向關心著的。梁宗岱的法譯本《陶淵明集》，盛成的法文小說《我的母親》，都是由他作序而為西歐文藝界所推賞的；此外，雕刻家劉開渠，詩人戴望舒，翻譯家陳占元等，也都做過梵樂希的座上之客。雖則我國梵樂希的作品翻譯得很少，但是他對於我們文藝界一部分的影響，也是不可否認。所以，當這位法國文壇的巨星隕墮的時候，來約略介紹他一下，想來也必為讀者所接受的吧。
保祿·梵樂希於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日生於地中海岸的一個小城——賽特，母親是意大利人。他的家庭後來遷到蒙柏列城，他便在那裏進了中學，又攻讀法律。在那個小城中，他認識了《阿弗諾第特》的作者別爾·路伊思，以及那在二十五年後使他一舉成名的昂德萊·紀德。
在暑期，梵樂希常常到他母親的故鄉熱拿亞去。從賽特山頭遙望得見地中海的景色，熱拿亞的邸宅和大廈，以及蒙柏列城的植物園等，在詩人的想象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在一八九二年，他到巴黎去，在陸軍部任職，後來又轉到哈瓦斯通訊社去。在巴黎，他受到了當時大詩人馬拉美的影響，變成了他的入室弟子，又分享到他的詩的秘密。他也到英國去旅行，而結識了名小說家喬治·米雷狄思和喬治·莫亞。
到這個時期為止，他曾在好些雜誌上發表他的詩，結集成後來在一九二○年才出版《舊詩帖》集。他也寫了《萊奧拿陀·達·文西方法導論》（一八九五）和《戴斯特先生宵談》（一八九六）。接著，他就完全脫離了文壇，過著隱遁的生涯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
在這二十年之中的他的活動，我們是知道得很少。我們所知道的，隻是他放棄了詩而去研究數學和哲學，像笛卡德在他的爐邊似的，他深思熟慮著思想、方法和表現的問題。他把大部分的警句、見解和斷片都儲積在他的手冊上，長久之後才編成書出版。
在一九一三年，當他的朋友們慫恿他把早期的詩收成集子的時候，他最初拒絕，但是終於答應了他們，而坐下來再從事寫作；這樣，他對於寫詩又發生了一種新的樂趣。他花了四年工夫寫成了那篇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獻給紀德的名詩《青年的命運女神》。此詩一出，立刻受到了優秀的文人們的熱烈歡迎。朋友們為他開朗誦會，又寫批評和讚頌文字；而從這個時候起，他所寫的一切詩文，便在文藝市場中為人熱烈地爭購了。稱頌，攻擊和筆戰替他做了極好的宣傳，於是這個逃名垂二十年的詩人，便在一九二五年被選為法蘭西國家學院的會員，繼承了法朗士的席位了。正如一位傳記家所說的一樣，“梵樂希先生的文學的成功，在法國文藝界差不多是一個唯一的事件。”
自《青年的命運女神》出版以後，梵樂希的詩便一首一首地發表出來。數目是那麼少，但卻都是費盡了推敲功夫精煉出來的。一九一七年的《晨曦》，一九二○年的《短歌》和《海濱墓地》，一九二二年的《蛇》、《女巫》，和《幻美集》，都隻出了豪華版，印數甚少，隻有藏書家和少數人弄得到手，而且在出版之後不久就絕版了的。一九二九年，哲學家阿蘭評注本的《幻美集》出版，一九三○年，普及本的《詩抄》和《詩文選》出版，梵樂希的作品始普及於大眾。在同時，他出版了他的美麗的哲理散文詩《靈魂和舞蹈》（一九二一）和《歐巴裏諾思或大匠》（一九二三），而他的論文和序文，也集成《雜文一集》（一九二四）和《雜文二集》（一九二九）。此外，他的《手冊乙》（一九二四），《愛米裏·戴斯特太太》（一九二五），《羅盤方位》（一九二六），《羅盤方位別集》（一九二七）和《文學》（一九二九，有戴望舒中譯本），也相繼出版，他深藏的內蘊，始為世人所知。
梵樂希不僅在詩法上有最高的造就，他同樣也是一位哲學家。從他的寫詩為數甚少看來，正如他所自陳的一樣，詩對於他與其說是一種文學活動，毋寧說是一種特殊的心靈態度。詩不僅是結構和建築，而且還是一種思想方法和一種智識——是想觀察自己的靈魂，是自鑒的鏡子。要發現這事實，我們也不需要大批研究梵樂希的書或是一種對於他詩中的哲理的解釋。他對於詩的信條，是早已在四十年前最初的論文中表達出來了，就是在那個時候，他也早已認為詩是哲學家的一種“消遣”和一種對於思索的幫助了。而他的這種態度，顯然是和以抒情為主的詩論立於相對的地位的。在他的《達文西方法導論》中，梵樂希明白地說，詩第一是一種文藝的“工程”，詩人是“工程師”，語言是“機器”；他還說，詩並不是那所謂靈感的產物，卻是一種“勉力”、“練習”和“遊戲”的結果。這種詩的哲學，他在好幾篇論文中都再三發揮過，特別是在論拉封丹的《阿陶尼思》和論愛倫坡的《歐雷加》的那幾篇文章中。而在他的《答辭》之中，他甚至說，詩不但不可放縱情緒，卻反而應該遏製而阻攔它。但是他的這種“詩法”，我們也不可過分地相信。在他自己的詩中，就有好幾首好詩都是並不和他的理論相符的；矯枉過正，梵樂希也是不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