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的報紙，無疑地獲得了意外的成功。當然，胡文虎先生的號召力以及報館各部分的緊密的合作，便是這成功的主因。我不能忘記，在八月二日胡好先生走進編輯部來時的那一片得意的微笑或熱烈的握手。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是專對著《星座》副刊了。
然而《星座》也並不是如所預期那樣順利進行的。給與我最大最多的麻煩的，是當時的檢查製度。現在，我們是不會有這種麻煩了，這是可慶賀的！可是在當時種種你想象不到的嚕蘇，都會隨時發生。似乎《星座》是當時檢查的唯一的目標。在當時，報紙上是不準用“敵”字的，“日寇”更不用說了。在《星座》上，我雖則竭力避免，但總不能躲過檢查官的筆削。有時是幾個字，有時是一兩節，有時甚至全篇。而我們的“違禁”的範圍又越來越廣。在這個製度之下，《星座》不得不犧牲了不少很出色的稿子。我當時不得不索性在《星座》上“開天窗”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後來也辦不到了，因為檢查官不容我們“開天窗”了。這種麻煩，一直維持到我編《星座》的最後一天。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檢查官的“冷戰”。
這樣，三年不知不覺的過去了。接著，有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清晨，太平洋戰爭爆發起來了。雖則我的工作是在下午開始的，這天我卻例外在早晨到了報館。戰爭的消息是證實了，報館裏是亂哄哄的。敵人開始轟炸了。當天的決定，《星座》改變成戰時特刊，雖則隻出了一天，但是我卻慶幸著，從此可以對敵人直呼其名，而且可以加以種種我們可以形容他的形容詞了。
第二天夜間，我帶著棉被從薄扶林道步行到報館來，我的任務已不再是副刊的編輯，而是□□了。因為炮火的關係，有的同事已不能到館，在人手少的時候，不能不什麼都做了。從此以後，我便白天冒著炮火到中環去探聽消息，夜間在館中譯電。在緊張的生活中，我忘記了家，有時竟忘記了饑餓。接著炮火越來越緊，接著電也沒有了。報紙縮到不能再小的大小，而新聞的來源也差不多斷絕了。然而大家都還不斷地工作著，沒有絕望。
接著，我記得是香港投降前三天吧，報館的四周已被炮火所包圍，報紙實在不能出下去了。消息越來越壞，館方已準備把報紙停刊了。同事們都充滿了悲壯的情緒，互相望著，眼睛裏含著眼淚，然後靜靜地走開去。然而，這時候卻傳來了一個欺人的好消息，那便是中國軍隊已打到新界了。
消息到來的時候，在報館的隻有我和周新兄。我們想這消息是不可靠的，但是我們總得將它發表出去。然而，排字房的工友散了，我們沒有將它發出去的方法。可是我們應該盡我們最後一天的責任。於是，找到了一張白報紙，我們用紅墨水盡量大的寫著：“確息：我軍已開到新界，日寇望風披靡，本港可保無虞”，把它張貼到報館門口去。然後兩人沉默地離開了這報館。
我永遠記憶著這離開報館時的那種悲慘的景象，它和現在的興隆的景象是呈著一個明顯的對比。
載《星島日報·星座》增刊第十版，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