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融合三教，在實質上，不在字麵上。若以字麵而論，宋儒口口聲聲，詆斥佛老，所用的名詞，都是出在四書五經上，然而實質上卻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滿紙是儒釋道書上的名詞，我們卻不能承認他把三教融合了。這是甚麼緣故呢？譬如吃飯食，宋儒把雞魚羊肉，米飯菜蔬，吃下肚去，變為血氣。看不出雞魚羊肉，米飯菜蔬的形狀，實質上卻是這些東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這些東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滿地是雞魚羊肉米飯菜蔬的細顆，並未融化。我們把融合三教之功，歸之宋儒，就是這個道理。世間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學深思，凡事要研究徹底，本無意搜求共通點，自然把共通點尋出，所以能夠把三教融合。
由晉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於宋，都是三教並行。名公巨卿，大都研究佛老之學，就中以禪宗為尤盛。我們試翻《五燈會元》一看，即知禪宗自達摩東來，源遠流長，其發達的情形，較之宋元學案所載的道學，還要盛些。王荊公嚐問張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軻亞聖，自後絕人何也？”文定言：“豈無？隻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雷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見宋《稗類鈔宗乘》），佛教越傳越盛，幾把孔子地盤完全奪去，宋儒生在這個時候，受儒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夠創出一種新學說。
周敦頤的學問，得力於佛家的壽涯和尚和道家陳摶的太極圖，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說：“程明道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宋史說：範仲淹命張橫渠讀《中庸》，讀了猶以為未足，又求諸老釋。這都是“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緣故。明道和橫渠，都是“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試問：他二人初讀孔子書，何以得不到真傳，必研究老釋多年，然後返求諸六經，才把他尋出來？何以二人都會如此？此明明是初讀儒書，繼續佛老書，涵泳既久，融會貫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後還向六經搜求，見所說的話，有與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他提出來組織成一個係統，這即是所謂宋學了。因為天下的真理是一樣的，所以二人得著的結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與力學》一文，創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曾說：“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狀之物，吸引來成為一個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無形無體之物，吸引來，成為一個心。”宋儒研究儒釋道三教多年，他的心，已經成了儒釋道的化合物，自己還不覺得，所以宋學表麵上是孔學，裏子是儒釋道融合而成的東西。從此以後，儒門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於是宋學風靡天下，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傳誦不衰。他們有了這種偉大工作，盡可獨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們以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價值看小了。
■周敦頤（1017年—1073年）
北宋著名理學家。字茂叔，號濂溪。宋道州營道樓田堡（今湖南道縣）人。學術界公認的理學派開山鼻祖。著《太極圖說》，認為“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宋史·道學傳》評價其“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
十三）宋學含老學成分最多
宋學是融合三教而成，故處處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學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宋學所含老氏成分，特別濃厚。宋儒所做的工夫，不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個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順著自然的道理做去，這種說法，與老子有何區別？所異者，以“天”字改為“自然”二字，不過字麵不同罷了。
但是他們後來注重理學，忽略了“天”字，即是忽略了“自然”二字，而理學就成了管見，此戴東原所以說宋儒以理殺人也。
周子著《太極圖說》雲：“無極而太極。”這無極二字，即出自《道德經》。張橫渠之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老子“迎之不見其首”二語。中間又引老子“穀神，芻狗，三十輻共一彀（同“夠”，數量上可以滿足需要），高以下為基”等語，更是彰明其著的。
伊川（程頤）門人尹焯言：“先生（指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皆學者所記，所見有深淺，所記有工拙，蓋不能無失也。”（二程全書）可見易學是伊川根本學問，伊川常令學者看王弼易注（二程全書），《四庫提要》說：“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伊川教人看此書，即知：伊川之學根本上參有老學。
朱子（朱熹）號稱是集宋學大成的人。《論語》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朱子注曰：“後學者必效先學者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複其初。”戴東原（戴震）曰：“複其初出莊子。”（東原年譜），明善複初，是宋儒根本學說，莊子是老氏之徒，這也是參有老學之證。
大學開卷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這個說法，即是老子的說法。我們可把這幾句話，移注老子。老子曰：“穀神不死，穀者虛也，神者靈也，不死者不昧也。”“穀神不死”，蓋言：虛靈不昧也。“具眾理而應萬事”，即老子“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虛”則衝漠無朕，“不屈”則萬象森然，故曰“具眾理”。“動”則感而遂通，“愈出”則順應不窮，故曰：“應萬事。”這豈不是老子的絕妙注腳？
■二程全書書影
《中庸》開卷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注提出自然二字。《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朱注五提自然二字，這是前麵已經說了的。
又老子有“致虛極，守靜篤”二語，宋儒言心性，滿紙是虛靜二字，靜字猶可說《大學》中有之，這虛字明明是從老子得來。
宋學發源於孫明複、胡安定、石守道三人，極盛於周程張朱諸人。程氏弟兄幼年曾受業於周子，其學是從周子傳下來的，但伊川（程頤）作明道（程顥）行狀說：“先生生於一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又說：“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嫌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可見宋學是程明道特創的，明道以前，隻算宋學的萌芽，到了明道，才把他組織成一個係統，成為所謂宋學。周子不過啟發明道求之誌罷了。所以我們研究宋學，當從明道研究起來。
明道為宋學之祖，等於老子為周秦諸子之祖。而明道之學，即大類老子，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明道著定性書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等說法，與老子學說，有何區別？也即是王弼所說：“體衝和以通無，應物而無累於物。”
二程遺書載：明道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道所悟得者，即是老子所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之理，老子書中，每用雌雄、榮辱、禍福、靜躁、輕重、歙張、枉直、生死、多少、剛柔、強弱等字，兩兩相對，都是說明“無獨必有對”的現象。明道提出自然二字，宛然老子的學說。
其他言自然者不一而足，如遺書中，明道雲：“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又雲“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皆是。故近人章太炎說：“大程遠於釋氏，偏邇於老聃。”（見《檢論卷·四通程篇》）
■中庸處世
宋學是明道開創的，明道之學，既近於老子，所以趙宋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學，何以會含老氏意味呢？因為釋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間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間法，一以貫之。宋儒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學治世，二者俱是順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徑。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入老氏途徑，隻因宇宙真理，實是這樣，不知不覺，就走入這個途徑，由此知：老子之學，不獨可以貫通周秦諸子，且可以貫通宋明諸儒。換言之：即是老子之學，可以貫通中國全部學說。
伊川說：“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究竟他們在六經中得著些甚麼呢？他們在《禮記》中搜出《大學》、《中庸》兩篇，提出來與《論語》、《孟子》，合並研究。在《尚書》中搜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又在《樂記》中搜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數語，創出天理人欲等名詞，互相研究，這即是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了。
宋儒搜出這些東西，從學理上言之，固然是對的，但務必說這些東西是孔門“不傳之學”，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靜”數語，據後人考證，是《文子》引《老子》之語，河間獻王把他采入《樂記》的。而《文子》一書，又有人說是偽書，觀其全書，自是道家之書，確非孔門之書。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說：“虞廷十六字，蓋純襲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雲雲，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而後能知之。’此文前文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概括為四字，複讀以成十六字。”可見宋儒講的危微精一，直接發揮荀子學說，間接是發揮道家學說。
■《中庸》明刻本
朱子注《大學》說：“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朱子以前，並無一人說《大學》是曾子著的，不知朱子何所依據，大約是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據閻百詩說：《禮記》四十九篇中，稱曾子者共一百個，除有一個是指曾子外，其餘九十九個，俱指曾參，何以見得此篇多處提及曾子二字，就是曾子著的？
朱子說：《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學之於書以授孟子。此話也很可疑。《中庸》有“載華嶽而不重”一語，孔孟是山東人，一舉目即見泰山，所以論孟中言山之高者，必說泰山。華山在陝西，孔子西行不到秦，華山又不及泰山著名，何以孔門著書，會言及華山呢？明明是漢都長安，漢儒著書，一舉目即見華山，故舉以為例。又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更是嬴秦混一天下後的現象。這些也是經昔人指出了的。
據上所述，宋儒在遺經中，搜出來的東西，根本上發生疑問。所以宋儒的學問，絕不是孔孟的真傳，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種工作，不能說是他們的過失，反是他們的最大功績，他們極力尊崇孔孟，反對老子和荀子，實質上反替老荀宣傳，由此知：老荀所說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說的也是合理的。我們重在考求真相，經過他們這種工作，就可證明孔老孟荀，可融合為一，宋儒在學術上的功績真是不小。
我們這樣的研究，就可把學術上的趨勢看出來了。趨勢是甚麼？就是各種學說，根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擊，越是日趨融合，何以故？因為越攻擊，越要研究，不知不覺，就把共通之點發現出來了。
《宋元學案》載：“明道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伊川（程頤）一切屏除，雖莊列亦不看。”明道（程顥）把三教之理，融會貫通，把大原則發明了，伊川隻是依著他這個原則研究下去，因為原則上含得有釋老成分，所以伊川雖屏除釋老之書不觀，而傳出來的學問，仍帶有釋老意味。
伊川嚐謂門人張釋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作明道行狀，言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既自稱與明道同，當然也出入於老釋。所謂不觀釋老書者，是指學成之後而言，從前還是研究過釋老的。
宋儒的學說，原是一種革命手段。他們把漢儒的說法，全行推倒，另創一說，是備具了破壞和建設兩種手段。他們不敢說是自己特創的新說，仍複托諸孔子，名為複古，實是創新。路德之新教，歐洲之文藝複興，皆是走的這種途徑。宋儒學說，帶有創造性，所以信從者固多，反對者亦不少，凡是新學說出來，都有這類現象。
十四）程明道死後之派別
■陸象山先生文集
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剛剛做成功，跟著就死了。死後，他的學術，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伊川朱子（朱熹），一派是陸象山（九淵）和王陽明（王守仁）。明道死時，年五十四歲，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傳述明道的學問，就走入一偏，遞傳以至朱子。後人說朱子集宋學之大成，其實他未能窺見明道全體。宋元學者說：“朱子謂明道說話渾論，然太高，學者難看。……朱子得力於伊川，於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據此可知：朱子得明道之一偏，陸象山起而紹述明道，與朱子對抗，不但對於朱子不滿，且對於伊川亦不滿。他幼年聞人誦伊川語，即說道：“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不類。”又說：“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說：“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錮蔽深，明道卻疏通。”象山自以為承繼明道的，伊川也自以為承繼明道的，其實伊川與象山，俱是得明道之一偏，不足盡明道之學。伊川之學，得朱子發揮光大之，象山之學，得陽明發揮光大之，成為對抗之兩派。朱子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陽明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內。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明道內外兩忘，即是包括朱陸兩派。
朱陸之爭，乃是於整個道理之中，各說半麵，我們會通觀之，即知兩說可以並行不悖。（一）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重在學，陸子重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廢。（二）孟子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朱子重的是這個說法。孟子又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陸子重的是這個說法。二說同出於孟子，原是不衝突的。（三）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中庸》說：“尊德性而遠問學。”中間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聯為一貫。（四）從論理學上言之：朱子用的是歸納法，陸子用的是演繹法，二法俱是研究學問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現象言之：朱子萬殊歸於一本，是向心力現象，陸子一本散之萬殊，是離心力現象，二者原是互相為用的。我們這樣的觀察，把他二人的學說，合而用之即對了。
明道學術：分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象山相當於伊川，陽明相當於朱子。有了朱子“萬殊歸於一本”之格物致知，跟著就有陽明“一本散之萬殊”之格物致知，猶之有培根之歸納法，跟著就有笛卡兒之演繹法，培根之學類伊川和朱子，笛卡兒之學類象山和王陽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樣的，所以學術上之分派和研究學問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樣的。
十五）學術之分合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融合眾說，獨成一派。老子書上有“穀神不死”及“將欲取之”等語，經後人考證，都是引用古書。他書中所說“用兵有言”及“建言有之”等語，更是明白援引古說，可見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學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釋迦一一研究過，然後另立一說，這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宋儒之學，是融合儒釋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這種現象，是學術上由分而合的現象。
大凡一種學說，獨立成派之後，本派中跟著就要分派。韓非說：“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就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孔學分為八派，秦亡而後，孔學滅絕，漢儒研究遺經，成立漢學，跟著又分許多派。老氏之學，也分許多派。佛學在印度，分許多派，傳入中國又分若幹派。宋儒所謂佛學者，蓋禪宗也。禪宗自達摩傳至五祖。分南北兩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為六祖，他門下又分五派。明道創出理學一派，跟著就分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而伊川門下分許多派，朱子門下分許多派，陸王門下也分許多派。這種現象，是由合而分的現象。
■王守仁（1472年—1529年）
中國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故又稱王陽明。習陸九淵心學，成為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認為“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有《傳習錄》、《王文成公全書》。不但精通儒家、佛家及道家學說，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
宇宙真理，是圓陀陀的，一個渾然的東西，人類的知識很短淺，不能驟窺其全，必定要這樣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那個圓陀陀的東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當眾說紛紜的時候，就有人融會貫通，使他彙歸於一的，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經彙歸於一之後，眾人又分頭研究，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西洋學說傳入中國，與固有的學說發生衝突，正是眾說紛紜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中西兩方學說，融會貫通，努力做出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這樣，才合得到學術上的趨勢，等到融會貫通過後，再分頭研究，做合而分的工作。
宋學與蜀學
凡人的思想，除受時代影響之外，還要受地域的影響。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個地方，對於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就成了拘墟之見。（2）因為生在此地，對於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觀察，能見到他的好處，故特別推崇他。此二者可說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寫這篇文字，也莫有脫此種意味。
一）二程與四川之關係
■周公製禮樂
凡人的思想，除受時代影響之外，還要受地域的影響。孔子是魯國人，故師法周公；管仲是齊國人，故師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莊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個地方，對於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就成了拘墟之見。（2）因為生在此地，對於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觀察，能見到他的好處，故特別推崇他。此二者可說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寫這篇文字，也莫有脫此種意味。
程明道（程顥）的學說，融合儒釋道三家而成。是順應時代的趨勢，已如前篇所說。至於地域關係，他生長於河南，地居天下之中，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薈萃，是學術總彙的地方，故他的學說，能夠融合各家之說，這層很像老子，老子為周之柱下史，地點也在河南，周天子定都於此，諸侯朝聘往來，是傳播學說集中之點，故老子的學說，能夠貫通眾說。
獨是程明道的學說，很受四川的影響。這一層少人注意，我們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明道的父親，在四川漢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程頤）曾隨侍來川，伊川文集中，有《為太中（程子父）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再書》及《蜀守記》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時四川儒釋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實俱在，很可供我們的研究。
二）四川之易學
《宋史·譙定傳》載：“程頤之父珦，嚐守廣漢，頤與其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嚐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也。’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伊川晚年注易，於未濟卦，後載“三陽失位”之說，並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足觀宋史所載不虛。據《成都縣誌》所載：“二程過箍桶翁時地方，即是省城內之大慈寺。”
譙定傳又載：“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之，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我們細玩“易學在蜀”四字，大約二程在四川，遇著長於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這樣說。
段玉裁做富順縣知縣，修薛翁祠，作碑記雲：“……繼讀東萊呂氏撰常州誌，有雲。袁道潔聞蜀有隱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賣香薛翁，旦荷芨之市，午輒扃（關門）門默坐，意象靜深，道潔以弟子禮見，且陳所學，叟漠然久之，乃曰：‘經以載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之語，未幾複去。”宋史雲“眉邛間”，呂氏雲“至一郡”，皆不定為蜀之何郡縣，最後讀浚儀王氏《困學紀聞》雲：“譙天授之易，得於蜀夷族曩（以往；以前；過去的）氏，袁道潔之易，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宋之富順監，即今富順縣也，是其為富順人無疑。”（見段玉裁《富順縣誌》）究竟薛翁是四川何處人，我們無從深考，總之有這一回事，其人是一個平民罷了（按宋史作賣醬，呂氏作賣香，似應從呂氏，因東萊距道潔不久，宋史則元人所修也）。
袁滋問易於伊川，無所得，與賣醬翁語，大有所得，這賣醬翁的學問，當然不小，《論語》上的隱者，如晨門、荷蕢（盛土的草包）、沮溺、丈人等，不過說了幾句諷世話，真實學問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賣醬翁，確有真實學問表現，他二人易學的程度，至少也足與程氏弟兄相埒（同等），賣醬翁僅知其姓薛，箍桶翁連姓亦不傳，真是鴻飛冥冥的高人。
易學是二程的專長，二人語錄中，談及易的地方，不勝枚舉。《宋史·張載傳》稱：“載嚐坐虎皮，講易水師，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師之。’撤坐輟講。”據此可見二程易學之深，然遇箍桶翁則敬謹領教，深為佩服，此翁之學問，可以想見。袁滋易學，伊川不與之講授，命他入蜀訪求，大約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謙不如蜀人，於此可見四川易學之盛。
據《困學紀聞》所說，四川的夷族，也能傳授高深的易學，可見那個時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經》是儒門最重要之書，易學是二程根本之學，與四川發生這樣的關係，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張伯端（984年—1082年）
道教南宗紫陽派的鼻祖。字平叔，號紫陽。人稱“紫陽真人”。北宋時天台人。自幼博覽三教經書，涉獵諸種方術。為府吏數十年，繼而看破功名，於熙寧二年（1069年）起在成都潛心修煉。熙寧八年，著《悟真篇》，敘丹藥之本末。書成後，學者雲集而來，晚年“自成都歸於故山”，返回江南傳道。著作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禪宗詩偈》三十二首。晚年其弟子王叔邦輯有《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簡稱《青華秘文》。
三）四川之道教
薛翁說袁道潔博而寡要，儼然道家口吻，他扃門默坐，意象靜深，儼然道家舉止，可見其時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當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學，據學者研究，是雜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現在講靜功的人，奉《參同契》和《悟真篇》二書，為金科玉律，此二書均與四川有甚深之關係。
《悟真篇》是宋朝張伯端字平叔號紫陽所著。據他自序是熙寧己酉年，隨龍國陵公到成都，遇異人傳授。考熙寧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據伊川新作《先公太中傳》稱：“神宗即位年代，知漢州，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嚐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未便者，獨公一人。”神宗頒行新法，在熙寧二年，即是張平叔遇異人傳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時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隱默”等語。別人作的序有雲：“平叔遇青城丈人於成都。”又雲：“平叔傳非其人，三受禍患。”漢州距成都隻九十裏，青城距成都，距漢州，俱隻百餘裏，二程或者會與青城丈人或張平叔相遇，否則平叔既不甚秘惜其術，二程間接得聞也未可知。
現在流行的《參同契集注》，我們翻開一看，注者第一個是彭曉，第二個是朱子。彭曉字秀川，號真一子，仕孟昶為祠部員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慶縣西北六十裏。南宋以前，注《參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曉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寧宗元年，蔡季通編置道州，在“寒泉精舍”與朱子相別，相與訂正《參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見朱子晚年都還在研究《參同契》這種學說。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證明：宋儒所講，無極太極，河洛書是從華山道士陳摶傳來。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弄於希夷（即陳摶），希夷源流，出自《參同契》。”宋學既與《參同契》，發生這種關係，而注《參同契》之第一個人是彭曉，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種學說，流傳民間，二程或許也研究過。
義和團亂後，某學者著一書，說：“道教中各派，俱發源於四川，其原因就是由於漢朝張道陵，在四川鶴鳴山修道，其學流傳民間，分為各派，曆代相傳不絕。”他這話不錯，以著者所知，現在四川的學派很多，還有幾種傳出外省，許多名人俯首稱弟子，這是曆曆可數的。逆推上去，北宋時候，這類教派當然很盛。二程在蜀當然有所濡染。
四）四川之佛教
佛教派別很多，宋儒所謂佛學者，大概指禪宗而言，禪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正憑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麵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宛然是六祖話語。
四川佛教，曆來很盛，華嚴宗所稱為五祖的宗密，號圭峰，即是唐時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師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禪宗而論，六祖再傳弟子“馬道一”，即是張文定所說馬大師，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禪宗中的位置，與宋學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燈會元》可考。他的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他出家在什邡羅漢寺，得道在衡嶽，傳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築台說法，邑人稱為活佛。（見《什邡縣誌》）二程在四川的時候，當然他的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什邡與漢州毗連，現在什邡高景關內，有雪門寺，相傳二程曾在寺中讀書，後人於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為雪門，取“立雪程門”之義。（見《什邡縣誌》）二程為甚不在父親署內讀書，要跑到什邡去讀？一定那個廟宇內有個高僧，是馬祖法嗣，二程曾去參訪。住了許久，一般人就說他去行醫讀書了。
馬祖教人，專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馬祖聲口，這種學理，或許從雪門寺高僧得來。
宋朝禪宗大師宗杲，名震一時，著有《大慧語錄》。朱子也曾看他的書，並引用他的話，如“寸鐵傷人”之語。魏公道是四川廣漢人，他的母親秦國夫人，曾在大慧門下，參禪有得，事載《五燈會元》。大慧之師圓悟，是成都昭覺寺和尚，著有《圓悟語錄》。成都昭覺寺，現有刻板，書首載有張魏公序文，備極推崇。圓悟與二程，約略同時，二程在川之時，四川禪風當然很盛，二程當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講道台
二程的父親，卒於元祐五年庚午，年八十五歲，逆推至熙寧元年戊申，年六十三歲，其時王安石厲行新法，明道曾力爭不聽，他們弟兄不願與安石共事，因為父親年已高，所以侍父來蜀。明道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時，年三十六七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拋棄了政治的生活，當然專心研究學問。王陽明三十七歲，謫居貴州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與二程在漢州時，年齡相同，不得誌於政治界，專心研究學問，忽然發明新理，也是相同。
現在漢州城內，開元寺前，有“二程講道台”（見《漢州誌》），可見二程在漢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討論，把三教的道理，融會貫通，恍然有得，才發明所謂宋學。伊川所說的“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漢州開元寺，可等於王陽明的龍場驛。
宋明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謂佛者，是指禪宗而言，其所謂老者，不純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陽明早年，曾從事神仙之學，並且修習有得，幾於能夠前知，有陽明年譜可證。不過陽明不自讀，宋儒就更多方掩飾，朱子著《參同契考異》托名“華山道士鄒訴”，不直署己名，掩飾情形，顯然可見。
二程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人，遇著箍桶匠，都向他請教，當然道家的紫陽派，真一派，佛家的圓悟派，也都請教過的。我們看程子主張“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形式上都帶有佛道兩家的樣子，一定與這兩家有關係。伊川少時，體極弱，愈老愈健，或許得力於方士派的靜坐，不過從來排斥佛老，與這兩家發生關係的實情，不肯一一詳說，統以“出入佛老”一語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說出，並筆之於書，後人方才知道。
我們從旁的書考證，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僅有《方技傳》，而高僧則絕不一載。此由宋儒門戶之見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門戶習氣，一意推崇道學，特創道學傳，以位置程朱諸人，高僧足與程朱爭名，故削而不書，方技中人，不能奪程朱之席，故而書之。以我揣度，即使二程曾對人言：在蜀時，與佛老中人，如何往還，《宋史》亦必削而不書，箍桶翁和賣醬翁，不能與二程爭名，才把他寫上。其餘的既削而不書，我們也就無從詳考。
六）孟蜀之文化
■箍桶翁 選自《三百六十行圖集（上冊）》
此中國箍桶翁之圖也。其人挑擔沿街吆呼“箍桶來”，有鋪家、住戶木屋木桶木盆散漏，必教此人收拾，用竹篾子箍好，價值若幹也。
箍桶翁賣醬翁傳易，張平叔彭曉傳道，圓悟傳禪，可見其時四川的學者很多，請問為甚麼那個時候四川有許多學者呢？因為漢朝文翁化蜀後，四川學風就很盛，唐時天下繁盛的地方，揚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揚一蜀二”之稱。唐都陝西，地方與蜀接近，那個時候的名人，莫到過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學術，就傳到四川來。加以五代時，中原大亂，許多名流都到四川來避難，四川這個地方，最適宜於避難。前乎此者，漢末大亂，中原的劉巴許靖都入蜀避難。後乎此者，邵雍臨死，說：“天下將亂，惟蜀可免。”他的兒子邵伯溫攜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禍。昔人雲：“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是對乎中原而言，因為地勢上的關係，天下將亂，朝廷失了統禦力，四川就首先與之脫離，故謂之先亂，等到中原平定了，才來征服，故謂之後治，其實四川關起門是統一的，內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時，中原戰爭五十多年，四川內政很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學，《十國春秋》說王建“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又說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國春秋》說孟昶“勸善恤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又曰：“後主（指昶）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麵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這是孟昶亡國之後，敵國史臣的議論，當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縣大堂麵前的牌坊，大書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字，是宋太宗從孟昶訓飭（整統；整治）州縣文中選出來，頒行天下的（見《容齋續筆·戒石銘條》），昶之整飭吏治，已可概見。
後世盛稱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計不過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謂太平盛世。四內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學問，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學。《十國春秋》曰：“帝（指昶）所學，為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為輕豔之文，朕不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貧賤時，向人借《文選》，其人有難色，他發憤說道：“我將來若貴，當鏤板行之。”後來他在蜀做了宰相，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把九經刻石於成都學宮，自己出私財營學宮，立教舍，又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國亡後，其子守素齎（懷著；抱著）至中朝，諸書大章於世，紀曉嵐著《四庫提要》，敘此事，並且說：“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他們君臣，在文學上的功績，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這樣的提倡文學，內政又修明，當然中原學者，要向四川來，所以儒釋道三教的學問，普及到了民間，二程和袁滋，不過偶爾遇著兩個，其餘未遇著的，不知還有若幹。因為有了這樣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時，四川才能產出三蘇和範鎮諸人，蘇子由說：“轍生十九年，書無不讀。”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處尋書來讀？若無名人指示門徑，怎麼會造成大學問？東坡幼年曾見出入孟昶宮中的老尼，二程二蘇，與孟蜀相距不遠，他們的學問，都與孟昶有關，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經於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學。秦承魏製，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說：“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們可以說：“宋學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師，居天台山，開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觀》。唐朝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隱子》，又著《坐忘論》七篇。《玉澗雜書》雲：“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此論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峰，蓋智者所居，知其淵源有自也。”（見《圖書集成道教部雜錄》）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學問，隻要同在一個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亂，三教中的名人，齊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趨於最隘的一個峽口，天然該融合為一，大約這些名流，麇（成群）集成都，互相討論，留下不少的學說。明道弟兄來川，召集遺老，築台講道，把他集合來，融會貫通，而斷以己意，成為一個係統，就成為所謂宋學。
七）蘇子由之學說
■蘇轍（1039年—1112年）
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號潁濱遺老。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年）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為河南推官。曆官禦史中丞、尚書右丞、門下侍郎等。“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洵、兄軾齊名，合稱“三蘇”。
大家隻知程氏弟兄是宋學中的泰鬥，不知宋朝還有一個大哲學家，其成就較之程氏弟兄，有過之無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為誰？即是我們知道的蘇子由（蘇轍）。程氏弟兄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還要蒙頭蓋麵，自稱是孔孟的真傳；子由著有《老子解》，序著此書時，會同僧道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惡”等語合並研究，自己直截了當地說出來，較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孫蘇籀，記其遺言曰：“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蘇籀又說：“公老年作詩雲：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測矣。”子由敢於說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認從道老聃門下，這種識力，確在程氏弟兄之上。蘇東坡之子蘇邁等，著有《先公手澤》，載東坡之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晚年見此奇特。”我披讀東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書，有甚好處，值得如此稱歎，後來始知純是讚歎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明朝有個李卓吾（李贄），同時的人，幾乎把他當作聖人，他對於孔子，顯然攻擊，著《藏書》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數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未嚐有是非耳。”又曰：“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觀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這樣的自由，真令人驚詫，他因為創出這樣的議論，鬧得書被焚毀，身被逮捕，下場至自刎而死，始終持其說不變。其自信力有這樣的堅強，獨對蘇子由非常佩服，萬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題其後曰：“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或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複見此奇特。”卓吾這樣的推崇子由，子由的學問也就可知了。
蘇子由在學術上，有了這樣的成就，何以談及宋學，一般人隻知道有程朱，不知道蘇子由呢？其原因：（一）子由書成年已老，子由死於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歲，此書是幾經改刪，至大觀二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於元豐八年乙醜，年五十四歲，伊川死於大觀元年丁亥，年七十五歲，子由成書時，在明道死後二十三年。伊川死後一年，那個時候，程氏門徒遍天下，子由的學說，出來得遲，自不能與他爭勝，子由書成後四年即死，也就無人宣傳他的學說了。（二）那時黨禁方嚴，禁人學習元祐學術，伊川謝絕門徒道：“尊所聞，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門也。”連伊川都不敢宣傳他的學問，子由何能宣傳？伊川死時，門人不敢送喪，黨禁之嚴可想。史稱子由“築室潁濱，不複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據此，則子由此書，能傳於世，已算僥幸，何敢望其能行？（三）後來朱子承繼伊川之學，專修洛蜀之怨，二蘇與伊川不合，朱子對於東坡所著《易傳》，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詆毀，其詆子由曰：“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並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差錯）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為之辯。”（見《宋元學案》）《中庸》有“小人而無忌憚”之語，朱子說他無忌憚，即是說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幾乎破口大罵。朱子又把子由之說，逐一批駁，大都故意挑剔，其書俱在，可以複按。朱子是曆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這樣攻擊子由，所以子由的學說，也就若存若亡，無人知道了。（四）最大原因，則孔子自漢武帝而後，取得學術界正統的地盤，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麵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說受人歡迎，子由則赤裸裸地說出來，欠了程明道的技術，所以大受朱子的攻擊，而成為異端邪說，朱子痛詆子由，痛詆佛老，是出於門戶之見，我們不必管，隻看學術演進的情形就是了。
八）學術之演進
我們從進化趨勢上看去，覺得到了北宋的時候，三教應該融合為一，程明道和蘇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趨勢的驅迫，程子讀了許多書，來在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蘇子由在四川讀了許多書，在潁濱閉門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與四川有關。這都是由於五代時，中原大亂，三教名流，齊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時流入最隘一個峽口的緣故。子由少時在蜀，習聞諸名流緒論，研究多年，得出的結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出於釋氏而偏邇於老聃，與大程子如出一轍。可見宇宙真理，實是如此。從前佛教傳入中國，與固有學術生衝突，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毀佛寺，焚佛經，誅僧尼之事凡數見，自宋儒之學說出，而此等衝突之事遂無，不過講學家文字上小有攻訐（斥責別人的過失；揭發別人的陰私）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紛爭不已者，學說分歧使之然也。現在國府遷移重慶，各種學派之第一流人物，與夫留學歐美之各種專門家，大都齊集重慶，儼如孟蜀時，三教九流齊集成都一樣，也都是無數河流，趨入一個最隘之峽口。我希望產生一種新學說，融合中西印三方學術而一之，而世界紛爭之禍，於焉可免。（著者按：初版時，國府尚未遷移重慶，則隻言：現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觸，相推相蕩，也是三大河流，趨入最隘的峽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該融合為一。）
宋儒之道統
道統的統字，就是從“帝王創業垂統”那個統字竊取來，即含有傳國璽的意思，那時禪宗風行天下，禪宗本是衣缽相傳，一代傳一代，由釋迦傳至達摩，達摩傳入中國，達摩傳六祖，六祖以後，雖是不傳衣缽，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幹代名稱，某為嫡派，某為旁支。宋儒生當其間，染有此等習氣，特創出道統之名，與之對抗。道統二字，可說是衣缽二字的代名詞。
■韓愈（768年—824年）
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南）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
一）道統之來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釋道三教，從學理上融合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門戶之見太深，以致發生許多糾葛。其門戶之見，共有兩點：（1）孔子說的就對，佛老和周秦諸子說的就不對。（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說的就對，別人說的就不對。合此兩點，就生道統之說。
宋儒所說的道統，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討論唐朝的韓愈。韓愈為人很倔強，富於反抗現實的性質。唐初文體，沿襲陳隋餘習，他就提倡三代兩漢的古文，唐時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學。他取的方式，與歐洲文藝複興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對現代學術，回複古代學術，是一種革新運動，所以歐洲文藝複興，是一種驚人的事業。韓愈在唐時，負泰山北鬥之地位，也是一種驚人的事業。
韓愈的學問，傳至宋朝，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歐蘇曾王的文學，一派是程朱的道學。宋儒所謂道統的道字，就是從昌黎《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個道字生出來的。孟子在從前，隻算儒學中之一種，其書價格，與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彰出來，他讀《荀子》說：“始吾得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以為聖人之徒沒，尊聖人者孟子而已，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因雄書而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經昌黎這樣的推稱，孟氏才嶄然露頭角。
宋儒承繼昌黎之說，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發其傳，伊川（程頤）作明道（程顥）行狀，說道：“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自孟子之後事，一人而已。”史遷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數十字，於所曆鄒膝任薛魯宋之事，不一書，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宋淳熙時，朱子才將《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子書，至元延祐時，始懸為令甲。我們自幼讀四子書，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及細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諸人，有了道統之見，才把他特別尊崇的。
昌黎是文學中人，立意改革文體，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他讀孔子孟荀的書，初意本是研究文學，因而也略窺見大道，無奈所得不深，他為文主張辭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歡戛戛獨造，因而論理論事，也要獨造。他說：“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這個說法，不知他何所見而雲然。程伊川曰：“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這幾句話的來曆，連程伊川都尋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讀了昌黎這段文字，見曆代傳授，猶如傳國璽一般，堯舜禹直接傳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則隔數百年，都可傳授，心想我們生在一千幾百年之後，難道不能得著這個東西嗎？於是立誌要把這傳國璽尋出，經過許久，果然被他尋出來了，在《論語》上尋出“堯曰谘爾舜，……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偽古文《尚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堯傳舜，舜傳禹，有了實據，他們就認定這就是曆代相傳的東西，究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授文者安在？又中間相隔數百年，何以能夠傳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獨傳開國之君，平民中並無一人，能得其傳？這些問題，他們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為昌黎說孟子是得了孔子真傳的，就把《孟子》一書，從諸子中提出來，上配《論語》。又從《禮記》中，提出《大學》、《中庸》二篇，硬說《大學》是曾子著的。又說《中庸》是子思親筆寫出，交與孟子，於是就成了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一代傳一代，與傳國璽一般無二。孟子以後，忽然斷絕。隔了千幾百年，到宋朝，這傳國璽又出現，被濂洛關閩諸儒得著，又遞相傳授，這就是所謂道統了。
道統的統字，就是從“帝王創業垂統”那個統字竊取來，即含有傳國璽的意思，那時禪宗風行天下，禪宗本是衣缽相傳，一代傳一代，由釋迦傳至達摩，達摩傳入中國，達摩傳六祖，六祖以後，雖是不傳衣缽，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幹代名稱，某為嫡派，某為旁支。宋儒生當其間，染有此等習氣，特創出道統之名，與之對抗。道統二字，可說是衣缽二字的代名詞。
請問：濂洛關閩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麼能夠傳授呢？於是創出“心傳”之說。說我與孔孟，心心相傳，禪宗有“以心傳心”的說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傳”的說法，這心傳二字，也是摹仿禪宗來的。
本來禪宗傳授，也就可疑，所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俱是他們自相推定的。其學簡易，最合中國人習好，故禪宗風行天下。其徒自稱“教外別傳”，謂不必研究經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見人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宋儒教人“尋孔顏樂處”，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為程子授業之人，橫渠是程子戚屬，朱子紹述程氏，所謂濂洛關閩，本是幾個私人講學的團體，後來愈傳愈盛，因創出道統之名。私相推定，自誇孔孟真傳，其方式與禪宗完全相同。
朱子爭這個道統，尤為出力，他注《孟子》，於末後一章，結句說道：“……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中曆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所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提出“統”字“傳”字，又說“神會心得”，即為宋學中所謂“心傳”和“道統”伏根，最奇的，於“其旨深哉”四字之後，突然寫出一段文字。說道：“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醇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複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此段文字寫畢，即截然而止，不要著一語，真是沒頭沒尾的。見得程子即是“後聖”。朱子於《大學》章句序，又說道：“河南兩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關焉。”“著”“聞”字，儼然自附於“聞而知之”之列，於是就把道統一肩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