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那麼多的金錢，費了那麼大的勞力，所得的結果，不過是造成一個讀書不自由的組織罷了。
我把他所有的組織法細加考察，無在不是荊棘發生，諸多窒礙。維新之初，手訂學製的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外國的法令製度，隻要能夠適合我國的需要，我們仿辦起來，一定是推行無阻的。例如中國男子辮發、女子纏足，相沿也是很久的，如今男子學外國男子，把發剪了，女子學外國女子把足放了，未見發生何種流弊，這就是所服之藥對了症的緣故。現在的學校，弊端百出，人人一談及此，不是罵學生不好，就是罵管教員不好。依我想，如果少數學校不良，我們可以怪管教員，可以怪學生，而今則多數學校，都是如此，我們也應該在學製方麵考慮一下。
■漢文帝（前202年—前157年）
名劉恒，是漢朝的第3個皇帝（不包括兩位漢少帝），漢高祖劉邦第4子。被立為代王，建都晉陽。登基後，在位23年。在位期間，是漢朝從國家初定走向繁榮昌盛的過渡時期。和其子漢景帝統治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曆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被史家譽為“文景之治”。
要改良教育，可以采用古人改良政治的法子：戰國時候，兵伐擾攘，人心險詐，與現在的情形是一樣。嬴秦繼起，政令煩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亂，也與現在的情形一樣。到了漢朝的時候，人心忽然淳樸起來了，這豈不是很奇異的事嗎？其實並不奇異，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黃老之術，休養生息，就把元氣培補起來了。漢高祖的謀臣是張良，他是講黃老之學，約法三章，當然是他上的條陳。惠帝用曹參為丞相，曹參奉蓋公為師，蓋公是黃老專家，所以曹參為相，專主清靜無為，文景沿用他的法子，就成了三代下頂好的時代。這可說漢初所請的醫生，與所害的病相合了。諸葛武侯說：“秦的政治很苛細，人民苦極了，所以高祖立法很寬，劉璋暗弱，人民很疲玩，所以我立法很嚴。”真是通達治體的話。武侯淡泊寧靜，他的性情，很近黃老，後來治蜀，卻純用申韓，我們試把他的本傳讀一遍，又把韓非子研究一下，就見許多舉動純是韓非家法，他並且手寫申韓，以教後主，真所謂對症下藥，可算名醫，宜乎後人稱他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我們明白這個道理，改良教育，就有辦法了。
現在關於教育的條令，非常苛細，教育界排擠傾軋，無所不有，學生淩厲囂張，動輒就鬧風潮，教育紊亂的狀況與戰國嬴秦的政治相似。依我的主張，要想改良教育，最好的是仿漢高祖約法三章的辦法。學校中規定：凡有嫖賭偷盜與夫吸鴉煙的，嚴重處罰，其他苛細的規則一切刪除，遇有應該救正的地方，臨時酌定，學文景之世，休養生息，可斷定學潮就會平息，教育就會發達，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黃老之術，表麵上看來，是莫得甚麼道理，其實有絕大的道理。漢初取他的法子去治國，所得的效果，是彰彰可考的；養生的人，用他的法子去治身，無不享高壽，是人人知道的。我主張用他的法子去辦學，可斷定必會辦好。斯密士一部《原富》，主張放任，聽其自然，這明明是黃老之術。斯密士用之於養字方麵，既已收了絕大的效果，我們把這個原則，應用於教字方麵，一定也會收絕大的效果。
現在中國的政治，一方麵政令苛細，人民愁苦，一方麵又是執政暗弱，人民疲玩，武侯所說的兩種現象，同時並存。那執政的暗弱，算是中國有的，那苛細的法令，是從外國抄襲來的。所以我們改良政治，當黃老與申韓二者並用，改良教育，也是如此。校中把嫖賭偷盜鴉片煙懸為厲禁，犯者嚴重處罰，絕不徇情，是用申韓之術。把苛細規則一切除去，是用黃老之術。主持教育的人，對於教育事業，持放任主義，是用黃老之術。考試時極端嚴格，舞弊者嚴重處罰，無絲毫假借，是用申韓之術。教育上能夠如此辦去，自然可望整頓，政治上一切事都如此辦，自然也會整頓好。
莊子是尊崇黃老的人，他主張治天下要除去害馬者，因為害馬者是有礙自然的。斯密士談經濟，主張把營業上的障礙物去了，才能自由發展，其用意與莊子同。斯密士主張關於交通的事項由政府辦，人民力量不能擔任的事業由政府辦，其餘一切放任，聽人民自由去做，政府不必過問。政府應負的責任，隻是清查商標，不許冒充他人招牌。遇有不履行契約，意圖賴騙的人，政府依法懲辦就是了。我們把他的法子，應用到教育方麵，為種種的設備，使人民隨在有就學的機會。高級點的學校，人民力量不能擔任，由政府辦，其餘一切放任，政府隻設一個考試製去考試學生。這考試製用意，就是不許他冒充招牌，不許他任意賴騙，照這樣辦法，教育自然會發達。人非飲食不能生活，人無知識不能在社會上立腳，其切如果一樣的，所以人的知識欲，與飲食欲是相等的，二者都於人的生存上有關係，政府替他籌劃，不如聽他自己籌劃，還要周密得多。斯密士在經濟方麵，窺破了此點，故主張放任，聽其自然。我們知道：人民的知識欲望，與飲食相等，所以教育事業，也該放任，也該聽其自然。
放任主義，施之經濟方麵，還有流弊，施之教育方麵，不會有流弊，因為經濟上一切放任，就生出自由競爭的現象，外國的大資本家，就是自由競爭產出來的。金錢的數目有限，他占多了，我就要少得點，我占多了，他就要少得點，所以自由競爭，就造成貧富的階級。惟關於知識則不然，斷莫有你把學問操好了，我的學問就操不好的道理，所以放任主義，施之教育，不會生流弊。
有人說：放任主義，施之智育方麵，或許要得，施之管理方麵，如何要得？我說：管理方麵，采用這個原理，為甚麼要不得？中國因為國家貧弱才變法，才改書院為學校，中國貧弱，有他貧弱的原因，其罪過並不在學生，並不是由於學生在書院中放任慣了，害了國家社會，為甚麼要設些嚴厲的規則，把學生拘束起來？這也是藥不對症，並且是對於無病的人妄加針砭。
歐洲行征兵製，全國人民，皆有當兵的義務，厲行軍國民教育。故學校之內，純以兵法部勒，校長是個司令官，學監仿佛是個營連長，學生的起居動作，都是軍營式的組織，處處取整齊嚴肅，使他養成習慣，將來入伍當兵，自然容易，西洋學校用意在此。我們中國並未行征兵製，學校之中，也用軍營式的組織，學生在校的生活，也帶有軍營生活狀態，這也是無謂的事。
有人說：學校之中，施行這種規則，目的在養成學生守時間守秩序的習慣，這種訓練是不可少的。我說：施了這種訓練，能不能夠養成學生的良好習慣，還是個疑問。川省興設學校，二十多年，受過這種訓練的人，卻也不少，請問成效安在？即如四川省議會的議員，是人民選他出來，那些人都是進過學校，受過這種訓練的，並且很多是當過校長教員的，曾經拿這種規則去範圍人，何以這些人聚在一處，全不遵守時間，往往無故不到，開會之時，不足法定人數。講到秩序一層，更說不上，打墨盒，飛板凳，報紙登載，不一而足，請問養成的良好習慣安在？因為一畢業出來，莫得司令官管束他，他就回複未入校以前的狀況了。會場之中雖然有個主席，卻莫得校長的威權，不能記過扣分，不能懸牌斥退，他們不守時間，不守秩序，也無怪其然。
所以我說：施行嚴厲規則，不過校中形式上好看點罷了，其實莫得甚麼成效，在社會上不會發生何種影響。有人說：西人受了那種訓練，畢業出來不會忘去，依然能夠守時間，守秩序，中國人在校中受了同樣的訓練，畢業出來，還是不守時間，不守秩序，這是由於中國人道德觀念缺乏的緣故。我說：這不是道德上的關係，是行征兵製與不行征兵製的關係，歐洲行征兵製，全國皆兵，即以全國為一軍營，全國的組織，是一個軍營的放大形。校中生活，與社會生活，是一致的，人民守時間，守秩序，校內校外是一樣的，故學生入校遵守規則，不感何種痛苦，畢業出來不會把校中養成的習慣拋去。
中國從前也行過征兵製，也是用兵法部勒全國，後來進化了，依分功之例，兵與民分而為二，民出財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民與兵既經分開，無須乎再用兵法去部勒國民。兼之大一統之後，戰爭的事漸漸減少，所養的兵，也漸漸少，需用兵法的地方，既經少了，社會上造下軍營式的組織，就逐漸消失。人民一切動作，純任自由，養成了習慣，所以一入學校，受軍營式的訓練，即感覺痛苦，隨時發生風潮，一出學校，即與社會同化，校中所施的訓練，就等於零了。這就是由於歐洲的社會有拘束力，中國的社會莫得拘束力，歐洲養成那種習慣，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涵濡漸漬。中國養成這種習慣，也是經過長時間的涵濡漸漬，所以要改良中國人的習慣，當另想法子，不是區區厲行校規，所能挽救的，更不是空言道德，就能生效的。
現在各校關於請假點名，晚間熄燈，早晨起床，清查學生上堂人數，與夫其他事項，俱由學校職員管理，往往因此等事項，學生與管理人生出惡感，釀成極大風潮。我想：此等事，可改歸學生自行料理，教職員將此等規則的必要，向學生剴切（切實）。說明，使他們自立公約輪流擔任，管理人從旁襄（幫）助，不必取司令官的態度，用強力去幹涉他。因為用強力去幹涉，學生居於被動地位，將來走到莫人幹涉的地方，他就依然不規則起來了。如果使他們自立公約，養成自動的習慣，將來畢業出來，到了議場這類地方，大家感覺有守時間守秩序的必要，自然就能夠定出公約，互相遵守了。
關於學生的操行，隻好用儒家的舊學說，注重人格感化。當教師的，果然言可為坊，行可為表，利用學生的摹仿性，自然不知不覺，一切行為，就同教師一樣了。
■曾國藩（1811年—1872年）
清末大臣，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者。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諡文正。湖南湘鄉（今屬雙峰）人。1864年率湘軍絞殺太平軍。後與李宗堂、張之洞等人掀起洋務運動。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有《曾文正公全集》。
凡人作事，關於心理，心想做就做，心不想做就不做，所以要改變人的行為，當先改變人的心理，心理改變了，生出來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有人出來提倡某種學說，始而少數人心理改變，少數人的行為就改變了，繼而多數人心理改變，多數人的行為就改變了，到了多數人的行為改變，就成為一種風氣了。這個道理，曾國藩的那篇《原才》，說得很明白，要想改良學生的操行，應該采用這個法子。
改變心理的方法，在不斷地予以暗示。教師人格高尚，即是一種很好的暗示。耶穌的教理，本是很粗淺的，他的教能夠推行得那麼廣，不是他的教理足以折服人，是他那種人格，足以感化人，他那種毅力，足以轉移人。現在學校內對於學生的操行，不用耶穌傳教的法子，去用商鞅行政的法子，並且是秦始皇箝製人民的法子，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學生中有人出來振臂一呼，就應者四起了。全國學潮的根源，就在此處。
有人說：考試製隻能考察學生的知識，不能考察學生的操行，施行此製未免把德育方麵拋棄了。我說：考試製固然不能改正學生的操行，就是現在的學校那種辦法，也不能改正學生的操行，要想學生有良好的操行，當格外想法，所以我才有上文的種種說法。
世界各國的進化程序，都是一樣的。古時中國內部，也是許多小國，那些君主，也是把人民當如奴隸或子弟一般，對於奴隸子弟的教養事項，想的法子，也是非常精密。就以學製而論：周朝的時候，京師大學，名叫辟雍，諸侯大學，名叫泮宮，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大概八歲入小學，十五及十八入大學。其修業年限，是九年。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至九年而大成，始得入官。有了畢業資格，才得做官。不率教者，有征戒遷謫之刑，與現在犯了學規要斥退賠費相同。小學之秀者，移於鄉學，即是初小畢業，升入高小。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即是高小畢業，升入中學。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即是中學畢業，升入大學。諸侯歲貢其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就像現在的大學院一樣。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兵爭不已，這些製度，就摧滅無餘。兼之社會進化，日趨自由，就學的人，不願再受舊學製的拘束，所以周初的學製，從此不能恢複了。此後關於教育事項，隻有考試的時候，人民與政府有一度的接觸，此外皆聽其自由，政府從未幹涉，直至清末為止。中間還有個現象，說來是很怪的：周朝施行那種學製，從周初到春秋，中間數百年，並莫發明得有何種特別學說，剛剛把那種學製消滅，學術就驟然發達起來，這是很可耐人研究的。
我說社會進化，人民不願受舊學製的拘束，這是可以證明的：你看歐洲教育家，最新的主張，都是在解放一麵，都是向活動自由那麵趨去，至於道爾頓製（又稱道爾頓教學法，是與班級製相對立的一種教學模式），簡直更像中國書院的組織，進化的軌道，也就可以看見了。現在這種束縛人的教育方法，我國進化的程序中，業已經過了，歐洲方在圖謀解放，我們反退轉去仿效他，盡可不必。
歐洲開化，比中國遲許多年，封建時的製度，存留得很多，人民處處受政府幹涉，所以才力爭自由，創出不自由毋寧死這類話。中國統一很早，從秦始皇厲行幹涉政策過後，曆代的君主，都引為前車之鑒，廢去幹涉政策，雖是君主國，其實人民很自由的。中國貧弱，並不是因為人民太自由了，維新以來，拿歐洲限製自由的法，施諸中國，藥不對症，無怪乎一切新政，都是荊棘叢生。新學製標準，取縱橫活動，取伸縮自由，其實中國以前的教育，縱橫活動到極點，如今設些法子，限製他活動，限製他自由，然後叫他尋覓活動自由，真不可解。中國貧弱的原因，是出於兵力不足，打不贏外國人，是由於科學知識缺乏，實業不發達，我們從這上麵去補救，算是對症下藥。至於政治法度上一切組織，就要下細斟酌，如其不然，就會把好肉割壞了來醫。
民族進化的程序，與身體的發達，是一樣的。人生由幼而壯而老，骨骼軀幹的發達，有一定程序，不能飛越，也不能退回。一二十歲的人，任他衛生如何講得好，身體如何長得快，終究是一二十歲人的狀態，可一望而知的。三四十歲的人，即使衛生不良，疾病纏身，終究是三四十歲人的狀態，也可一望而知的。中國比歐洲開化得早，當然比歐洲進化得多。所以歐洲政治上許多製度，如征兵製，如選舉製，中國都曾經施行過，後來漸漸進化，那些設施，就漸漸拋去，其蛻化的痕跡，彰彰可考。由選舉而變為考試，是進化必經的階級。美國近二三十年，也行考試製度了，美國的考試製度，與夫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都是學英國的，英國的考試製度，是學我們中國的。（見孫中山講演五權憲法）歐美正在向考試那條路進化，我們反把考試製廢除了，退轉去行選舉製，違反了進化原則，所以選舉省縣議員的時候，就弊病叢生了。選舉製既不可行，隻好仍求之考試製。
中國的考試製，發源最遠，漢朝對策，固然是考試，其實戰國的遊說，也是一種考試，不過是人君當麵口試罷了。我們可以說戰國重遊說，是考試的起點，後來越久越進化，考試的製度越完備，於是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成為世界最好的製度了。進化較後的歐美，自然要來取法。我們在曆史上，還看出一個進化的痕跡：周初學製，區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幾種階段，以次遞身，肄業年限，是有定時，政府用人，是用畢業生。前麵已經說過，最奇的是那種學製，剛剛破除，考試製的起點，就出現了，可見考試製是替代那種學製的。所以我主張施行考試，不問肄業年限，不問會否入校，概以程度為準。
大凡一國的人民，進化到了某種程度，總會產出某種法令製度，換言之，即是某種法令製度，能夠推行無礙，必是與那種人民程度，恰相符合。歐洲開化比中國遲，我們把他現行製度，細細考察，覺得很像周初的組織，我們就可以斷定他們進化的程度，方才到我國周初。猶之年齡相同的兒童，其骨骼軀幹是約略相同的，所以現在歐洲許多製度，與周初不謀而合。不過歐洲物質文明較為發達，猶之兩個兒童，一個衣服樸素，一個衣服華麗，其實兩兒衣服，大小長短，是差不多的。
我們考察歐洲的社會，如果把他物質文明部分除去了，單看他的組織法，就可看見他社會進化的程度了。歐洲的法令製度，非常苛細，周初的法令製度，從三禮上考來，也是非常苛細。假如叫周初的人民，去守現在西洋的法令製度，他是能遵守的，叫現在西洋的人民，去守周初的法令製度，也是能遵守的。譬如年齡相同的兒童，所穿的衣服，可以互相掉換一樣。周初的法令製度，如果施行於現在的中國，一定扡格不通，所以西洋的法令製度，施行於現在中國，當然扡格不通，因為骨骼軀幹長大了，舊時衣服自然穿不得。
■昆蟲紀念展覽會 選自《輿論時事報圖畫》
中國從前的儒者，夢想唐虞三代，自從進化論出現，才知道那種思想是錯誤的，是開倒車的。於是厲行新政，摹仿西歐，哪曉得他們進化的程度，剛剛才到我們周初時期，變法諸公，自以為維新了，其實在複古，其實在學文武周公。依我的觀察，現行的新政，有許多是開倒車，廢除考試，恢複選舉，是開倒車之一，所以越弄越壞。歐人研究科學，著手得早，可以稱他是先進，此外許多地方，不能不算是我們的後進。我國到了現在這種狀況，自然該設法整頓。可是我們此後，應走的途徑，並無先例可循，隻有按著進化的原理，自家開辟途徑，一麵走，一麵開辟罷了。
中國古時，各國分立，國與國之間戰爭最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能取勝，所以行征兵製，兵與民合而為一。後來全國混一，無通國皆兵的必要，隻有設點兵來防內亂，就成為分功之局，所以兵與民分而為二，改行募兵製。大凡國家的各種製度，都是有連帶關係，兵製是國家的大政，他的組織改變了，其他各種組織，自必因之改變。周初行征兵製，那時以兵法部勒全國，五家為比，五比為間，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那時學製就是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家用人，就在那畢業生中選取。後來漸漸蛻化，軍營式的組織，漸漸消除，學製的組織，也隨之而變。朝廷上莫得畢業生可用，所以戰國重遊說，隻要一席話說得人君喜歡了，就給他一個官。漢朝是由大臣推薦，或是天子詔試，晉朝取之於門第，這都是由於周公所定那種學製廢除了，莫得畢業生可用的緣故。要想恢複那種整齊劃一的學製，但是社會的組織不同，勢有不能。到了唐朝實行募兵製，同時考試製就應運而生，這是社會進化必然的趨勢。
選舉與考試，本是一樣的，都是認定這個人好，我把他挑取出來，但是由選舉進化了，才會有考試。外國的無記名投票法，與中國的糊名考試是一樣的。外國因為選舉有流弊，想出無記名投票法，把選舉者的姓名掩住了。中國的法子更妙，糊名考試，把被選舉者的姓名掩住，我把他挑選出來，我還不知他姓甚名誰，這隻好憑他的本事了。
社會進化，有天然階級，由漁獵而遊牧，而耕稼，而工商，五州萬國的民族，無不相同。進化到了某種時間，他的社會組織法，都是相同，這是彰彰可考的。征兵製、選舉製、學校製，是同一時期的事。再進化了，就成為募兵製、考試製、書院製，這也是同一時期的事。西洋開化得遲，當然依著我國進化的軌道慢慢行來。西洋的道爾頓製已經像書院了，考試已經有了起點，無記名投票法，已是糊名考試的動機。歐洲現在列國競爭，當然行征兵製，將來全歐混一的時候，兵與民還是要依分工原則，分而為二。維新諸公，不明進化原理，把中國許多廢棄不用的舊法，恢複起來，所以就百弊叢生了。恢複選舉製，所出的流弊，是眾人共知的，周初行過的學製，恢複起來，無怪乎弊病百出，全國學潮，屢出不已。我們看清了此點，出來提倡考試製，可說與進化的軌道，是很相合的。
現在學校的組織，不是衣服大了，人民穿不得，實則是衣服小了，人民穿不進。讀書求學，處處受法令上的限製，不自由到了極點，即使強迫他，把這種衣服穿上，但是行動不自由，有礙發展，甚至於稍為運動一下，衣服就破裂了。現在有些學校，很是整齊嚴肅，偶有事故發生，就決裂而不可收拾，即是這個道理。我現在看見有幾種現象：（一）學生不受拘束，時時暴動。（二）一般人民不滿意學校，甘願把子弟送入私塾。（三）許多教育局長，學校校長，或教員，延師在家，教他的子弟。（四）有些私人組織學校，不在政府立案，也不遵章教授，這都是衣服小了，才有這些破裂現象。
現在要整頓教育，隻有把他那中斷了的考試製，繼續施行下去，才能挽救現在的積弊，才能企圖將來的發展。今人一聞考試二字，依心理上的聯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試帖，認為這個法子，陳腐不堪，其實大錯了。考試是一事，八比試帖是一事，八比試帖可說是腐敗，考試法斷不能說他是腐敗法子。現在的學校，如果不教科學，仍教八比試帖，還是腐敗不堪的。可見腐敗與否，全在學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說：依你的主意，莫非要把現在學校一齊廢了嗎？我說：不是那樣的，現在兵與民分而為二，國中有一些人，能夠受軍營的訓練，即可證明：有一些人能夠受現在學製的拘束。但是現在要把全國之人，一律勒令當兵，就會糾葛叢生，所以要把全國的教育，一律納入現行學製的範圍，也會糾葛叢生。中國現在的製度，當兵的施以軍營的訓練，未當兵的不施以軍營的訓練，這個辦法，是軍營製與非軍營製二者並存。現在中國的學校，已經設了那麼多，哪有廢去之理？我主張學校與私塾二者並存，願進學校的進學校，願進私塾的進私塾，願自修的聽其自修，統以考試製彙其歸就是了。
我主張學校解放有兩種：第一破除學校與私塾的限界，一體待遇；第二變更學校內部的組織，采取書院製的精神，隨各生的程度，施以適宜的誘導。這兩種解放，前麵曾經說過，如能實行，學校的風潮，可以立即減少。因為學生鬧事，不過停課罷了，學校原未叫他上課，停滯不前了何妨？學生主張擇師運動，見有良好教師，盡管前往受教，那良教師所在地，自然學者雲集，不良好的教師，無人來學，就歸諸天然淘汰了。有了這種辦法，孔子所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所說的“不屑之教”，實行起來，也就不會起風潮了。
現在的學校，往往被政黨操縱，這就是犯了莊子《髒篋篇》所說的毛病。我們把零零碎碎的東西，收集攏來，用一個櫃子裝住，強盜來了，把櫃子背去，所有的東西，全體損失，倘若散在各處，也不至全被偷去。現在的政黨，是用利害來操縱學生，如果把學校解放了，各政黨要號召學生，須要用宗教家傳教的法子，具有高尚的人格，強固的毅力，才能轉移一世。有了這種政黨出現，我們是很歡迎的。
考試製是考察最終的成績，各種主張，均能容納，辦學的人，要仿日本製辦，要仿美國製辦，要照道爾頓製辦，要依現行新學製辦，或是自出心裁，別創一種辦法去辦，政府可聽其自由，不加限製。除考試方法與考試標準，應當公同議定，同歸一致外，其餘的事項，都可各出主張，互相競爭，越競爭就越進步了。
我說施行考試製，各種主張，均能容納，可以設比喻來說明：假如有城一座，我們想攻入，所有進攻的路，東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攻擊，或是搏肉而上，或用飛機，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總以攻入城內為主。畢業考試，是考察他攻入莫有。至於進攻的路，與攻取的方法，應由前敵將士考察地勢，偵探敵情，自行選擇，當主帥的，隻嚴令各將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對於學校的主張，就是如此。
諸君有整頓學校的好法，盡可施行出來，整頓學校，是要使學生的成績良好。考試製是考察成績，是否良好，二者原是不生衝突的，本書重在把我主張考試的理由披露出來，所以對於各種整頓的法子，未及深說。
我主張的考試，非常簡單，隻是把在校學生，與私塾學生，自修學生，聚合起來，一體考試，隻要程度及格，就給予畢業證書。民國十四年二月，四川省長公署，頒布各級學校畢業考試暫行條例，已經明白規定，各地舉行小學畢業考試，私塾學生，亦準予試。現在我的主張，打算更進一步，舉行中學畢業考試，私塾學生，自修學生，也準予試，特地征求眾人的同意。有人說：就使有了這種規定，恐怕也沒有合格學生來應考。
■民國時的畢業證書
我說：隻要先把案定了，人人知道中學畢業考試，懸有這一格，自然就會有人朝那私塾，或自修方麵趨去，將來自有人來應考。我把我的主張披露出來，目的在與人討論，請閱者諸君，切實批評，批評越嚴，我越是感激。我這種主張，究竟對不對，我自己不能知道，如有不合之處，經諸君指正，我可以加以修正，如或根本錯誤，諸君有良好的法子，可以救正現在學校的積弊，我定當拋棄我的主張，讚成諸君的法子，絕不敢固執己見。諸君有見教處，請交四川教育廳收發處轉交，萬望切實指教，幸勿客氣。
和達爾文開玩笑
競爭之途徑有二：一是向外用力，進攻他人；一是向內用力，返求諸己。向外用力者，與他人之力線是衝突的，我與人二力不等，則一勝一負；二力相等，則兩敗俱傷。向內用力者，與他人之力線是不衝突的；我與人用力相等，則並駕齊驅，一人用力獨深，則此人即占優勢。
■達爾文（1809年—1882年）
全名查理·羅伯特·達爾文。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曾乘“貝格爾”號艦作了曆時五年的環球航行，對動植物和地質結構等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采集，出版了《物種起源》這一劃時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除了生物學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及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能量守恒和轉換定律、細胞學說、進化論）之一。
宗吾每有一假設要提出，總是深思熟慮，反複研究，必須自己信得過了，才寫成文字，以期建立他的假設。更從四麵八方，去取得印證，無論是正反麵的意見，他都虛心地加以研究，而為批判地加以接受與揚棄，經過一再的補充，然後才著為專著。他的許多著作，都是這樣慢慢完成的。單說《心理與力學》一書，最初僅是篇較長的論文，到了民國九年，就補充了許多；直到民國十六年，才公表於世；等到正式印為專書時，已是民國二十七年了。在此書出版的前幾年，經他研究所得，更加了三章，到了三十一年，又加了一章，如果他不早死去，恐怕至今還在有加無已呢。但他並不是像“老娘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地添加，他的千言萬語，無非為證成他所假設的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規律而行。”他最後添加的一章，此處暫不述及，今將第二次添加的文章，介紹於後：為達爾文學說的修正。
他說達爾文研究生物學數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蟲草木，飛禽走獸，都研究完了，得出幾種結論，科學界奉為金科玉律；獨不知達爾文實驗室中，有個高等動物，卻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學說，或留下不少破綻。那個高等動物，就是達爾文本身。達氏既把人類社會忽略了，那不妨就拿達氏來做標本，再加一番補充研究。於是他便用最有興趣的文字，設想達氏生下地來，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與行為的發展，即以達氏自己的學說，來反擊達氏的學說，依次得出人類社會中的五條公例：
1.同是一個人，知識越進步，眼光越遠大，競爭就越少。
2.競爭以生存為界域，過此界域，就有弊害。
3.同是一國的人，道德低下者，對於同類，越近越競爭；道德高尚者，對於同類，越近越退讓。
4.競爭之途徑有二：一是向外用力，進攻他人；一是向內用力，返求諸己。向外用力者，與他人之力線是衝突的，我與人二力不等，則一勝一負；二力相等，則兩敗俱傷。向內用力者，與他人之力線是不衝突的；我與人用力相等，則並駕齊驅，一人用力獨深，則此人即占優勢。
5.凡事以人己兩利為原則，二者不可得兼，則當利人而無損於己，抑或利己而無損於人。
根據上述五條公例，就覺得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字應該修正。因為達氏的公例，是從禽獸社會中得來的，律以人類社會，處處矛盾。達氏的公例，如果用於禽獸社會中，當然可以不管，如今公然用到人類社會來了，基於這種學說，造出世界，是人類互相殘殺的世界，故非加以駁斥不可。
達爾文說，人類進化，是由於彼此相爭，但從各方麵觀察，覺得人類進化，是由於彼此相讓。譬如：我要趕路，在路上飛奔而走，見有人對麵撞來，就當側身讓過，方不耽誤行程。如照達爾文的說法，則是見人對麵撞來，就應該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來，沿途推翻，遇著行人擠做一團，就從中打出血路，向前而行，試問世間趕路的人，有這種辦法嗎？如果要講“適者生存”，必須懂得這種相讓的道理，才是適者，才能生存。
由達爾文看來，生物界充滿了相爭的現象，由我看來，生物界充滿了相讓的現象。試入深林一看，即見各樹俱是枝枝相讓，所有樹枝樹葉，都向空處發展，彼此抵拒衝突者極少。樹木是無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讓，可見相讓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為不相讓，就不能發展。凡屬生物皆然，滿山禽鳥和鳴，百獸眾處，都是相安無事之時多，彼此鬥爭之時少。
因此，又可得出一條公例：“生物界相讓者其常，相爭者其變。”達爾文把變例認為常例，似乎不對。樹的枝葉，如果抵拒衝突，糾結一團，此種樹木，必不繁榮，歐洲大戰，是人類糾結一團。依達爾文的學說，此種現象，叫做進化，未免講不通。
依達爾文的說法，凡是強有力的，都應生存，但從事實上看來，反是強有力的被消滅。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他們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類戰他們不過。何以虎豹，又幾乎絕跡？歐戰時，德皇勢力最大，宜乎稱雄世界，何以反遭失敗？民國初年，袁世凱勢力最大，宜乎統一中國，何以反遭失敗？
有這些事實，所以達爾文的說法，就應該修正。我們細加推究，即知虎豹的被消滅，是由於全人類都想打他；德皇失敗，是由於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凱的失敗，是由於全中國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為方向相同的合力線。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凱也，都是合力打敗的。於此可以說：“生存由於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違反合力的消滅，得合力的就優勝，違反合力的劣敗。像這樣的觀察，那些用強權欺淩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達爾文的誤點，可再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向人說道：“生物進化，猶如小兒身高，一天一天的長大。”有人問：“小兒如何會長大？”答：“隻要他不死，能夠生存，自然長大。”問：“如何才能生存？”答：“隻要有飯吃，就能夠生存。”問：“如何才有飯吃？”我們還未及答，達爾文從旁答道：“你看見別人有飯，就去搶，自然就有飯吃，越吃得多，身體越長得快。”
試思達爾文的答案，有錯無錯？我們這樣的研究，即知達爾文說生物進化沒有錯，說進化由於生存沒有錯，說生存由於食物也沒有錯：惟最末一句，說食物由於競爭（搶）就錯了，隻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對了。
問怎樣修正呢？就是通常的：“有飯大家吃。”
平情而論，達爾文一味教人競爭，因有流弊，我們一味教人相讓，也有流弊。如何才無流弊呢？於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對人相讓，以讓至不妨害我之生存為止，對人競爭，以爭至我能夠生存即止。”
達爾文的學說，可分為兩部分來看：他說的“生物進化”，這部分是指出事實；他說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這部分是解釋進化的原因多端，相爭能進化，相讓能進化，不爭不讓，反而致力於內部，也能進化，其或具備他種條件，也未嚐不能進化。達爾文置諸原因於不顧，單以競爭為進化的惟一原因，而流弊遂無窮了。
茲斷之曰：達爾文發明“生物進化”，等於牛頓發明的“地心吸力”，是學術界千古的功臣；唯有他說“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就不免有語病，應加修正。自鄙人的目光看來，舉世非之，與舉世譽之，有同等的價值。除弟子而外，如有誌同道合的逸伯玉，或走入異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對黨，如楚狂沮溺，征生畝諸人，都可盡量地作些文字，無論為歌頌，為笑罵，鄙人都一敬謹拜受。將來彙刊一冊，題目《厚黑教主榮錄》。千秋萬歲後，厚黑學如皎日中天，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榮。中華民國萬萬歲！厚黑學萬歲，厚黑紀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李宗吾謹啟。是日也，即我庚弟愛因斯坦六旬晉一之前一日也。
怕老婆哲學
愛親愛國愛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愛，表現出來，在親為孝，在國為忠，在妻為怕，名詞雖不同，實際則一也。非讀書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時非讀書明理之士，不知道怕。鄉間小民，往往將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是其明證。
大凡一國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國號稱禮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倫。古之聖人，於五倫中，特別提出一個“孝”字，以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全國重心在一個“孝”字上，因而產出種種文明，我國雄視東亞數千年良非無因也。自從歐風東漸，一般學者大呼禮教是吃人的東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國失去重心，於是謀國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戰陣就無勇了，有了這種現象，國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淩？
■兵亂守母
我輩如想複興中國，首先要尋出重心，然後才有措手的地方。請問：應以何者為重心？難道恢複“孝”字嗎？這卻不能，我國有謀學者，戊戌政變後，高唱君主立憲，後來袁世凱稱帝，他首先出來反對，說道：“君主這個東西，等於廟中之菩薩，如有人把他丟在廁坑內，我們斷不能洗淨供起，隻好另塑一個。”他這個說法，很有至理，父子間的“孝”字不能恢複，所以我輩愛國誌士，應當另尋一個字，以代替古之“孝”字，這個字仍當在五倫中去尋。
五倫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權的，兄弟朋友之倫，更是早已拋棄了，猶幸五倫中尚有夫婦一倫，巍然獨存。我們就應當把一切文化，建築在這一倫上，全國有了重心，才可以說複興的話。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積愛成孝，所以古時的文化建築在“孝”字上。世間的丈夫，無不愛其妻也，積愛成怕，所以今後的文化，應當建築在“怕”字上。古人雲：“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孝”字可以為全國重心，同時可說，“天下豈有無妻之國哉”，故“怕”字也可以為全國重心，這其間有甚深的哲理，諸君應當細細研究。
我們四川的文化，無一不落後，惟怕學一門，是很可以自豪的。河東獅吼，是怕學界的佳話，此事就出在我們四川。其人為誰？即是蘇東坡所作《方山子傳》上的陳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與東坡為內親；他怕老婆的狀態，東坡所深知，故作詩讚美之曰：“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這種偉人，是應當特別替他表揚的。
我們讀《方山子傳》，隻知他是高人逸事，誰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師。由此知：怕老婆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來，也可說：因為怕老婆才成為高人逸士。《方山子傳》有曰：“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儼然瞽瞍底豫氣象。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亦無不是的妻子，虞舜遭著父頑母囂，從“孝”字做工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陳季常遭著河東獅吼，從“怕”字做工夫，閨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為萬世師法。
怕老婆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來，並且要英雄豪傑才做得來。怕學界的先知先覺，要首推劉先生，以發明家而兼實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孫夫人下跪，後來困處東吳，每遇著不得了的事，就守著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無不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他發明這種技術，真可渡盡無邊苦海中的男子。諸君如遇河東獅吼的時候，把劉先生的法寶取出來，包管閨房中呈祥和之氣，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泄泄。君子曰，劉先生純怕也，怕其妻施及後人；怕經曰：“怕夫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歟。
陳季常生在四川。劉先生之墳墓，至今尚在成都南門外。陳劉二公之後，流風餘韻，愈傳愈廣，“怕”之一字，成了四川的省粹。我曆數朋輩交遊中，官之越大者，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幾乎成為正比例。諸君閉目細想，當知敝言不謬。我希望外省到四川的朋友仔仔細細，領教我們的怕學，輾轉傳播，把四川的省粹，變而為中華民國的國粹，那麼，中國就可稱雄了。
愛親愛國愛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愛，表現出來，在親為孝，在國為忠，在妻為怕，名詞雖不同，實際則一也。非讀書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時非讀書明理之士，不知道怕。鄉間小民，往往將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是其明證。
舊禮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禮教注重怕字，我們如說某人怕老婆，無異譽之為忠臣孝子，是很光榮的。孝親者為“孝子”，忠君者為“忠臣”，怕老婆者當名“怕夫”。舊日史書有“忠臣傳”，有“孝子傳”，將來民國的史書，一定要立“怕夫傳”。
一般人都說四川是民族複興根據地，我們既負了重大使命，希望外省的朋友，協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發揚光大，成為全國的重心，才可收拾時局，重整山河，這是可用史事來證明的。
東晉而後，南北對峙，曆宋齊梁陳，直到隋文帝出來，才把南北統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獨孤皇後發了怒，文帝嚇極了，跑在山中，躲了兩天，經大臣楊素諸人，把皇後的話說好了，才敢回來。兵法曰：“守如處女，出如脫兔。”怕經曰：“見妻如鼠，見敵如虎。”隋文帝之統一天下也宜哉！閨房中見了老婆，如鼠子見了貓兒，此守如處女之說也；戰陣上見了敵人，如猛虎之見群羊，此出如脫兔之說也。聊齋有曰：“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麵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堪問之處。”惟其入中庭而無何有，才能氣同雷電，惟其到寢門而不堪問，才能麵若冰霜，彼蒲鬆齡烏足知之。
■隋文帝（541年—604年）
名楊堅，隋朝開國皇帝。弘農華陰（今屬陝西省）人。在位期間統一了長期分裂的中國，開創先進的選官製度，發展文化經濟，使得中國成為盛世之國。開皇年間疆域遼闊，人口達到700餘萬，是人類曆史上農耕文明的巔峰時期。西方人眼中最偉大的中國皇帝。被尊為“聖人可汗”。
隋末天下大亂，唐太宗出來，掃平群雄，平一海內。他用的謀臣，是房玄齡。史稱房謀杜斷，房是極善籌謀之人，獨受著他夫人之壓迫，無法可施，忽然想到：唐太宗是當今天子，當然可以製服她，就訴諸太宗。太宗說：“你喊她來，等我處置她。”哪知房太太幾句話就說得太宗啞口無言，私下對玄齡道：“你這位太太，我見了都害怕，此後你好好服從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見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開國明君。當今之世，有誌削平大難者，他幕府中總宜多延請幾個房玄齡。
我國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統一全國，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全局。從前東晉偏安，全靠王導謝安，而他二人，都是怕學界的先進。王導身為宰相，兼充清談會主席，有天手持麈尾，坐在主席位上，正談得高興，忽報道：“夫人來了！”他連忙跳上犢車就跑，把麈柄顛轉過來，用柄將牛兒亂打。無奈牛兒太遠，麈柄太短，王丞相急得沒法。後來天子以王導功大，加他九錫，中有兩件最特別之物，曰：“短轅犢”，“長柄麈”。從此以後王丞相出來，牛兒挨得近近的，手中麈柄是長長的，成為千古美談。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王丞相對於他的夫人，真可謂孤臣孽子了，宜其事功彪炳。
苻堅以百萬之師伐晉，謝安圍棋別墅，不動聲色，把苻堅殺得大敗，其得力全在一個“怕”字。“周婆製禮”，這個典故，諸君想還記得，謝安的太太，把周公製下的禮改了，用以約束丈夫。謝安在他夫人名下，受過這種嚴格教育，養成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習慣，苻堅怎是他的敵手。
苻堅伐晉，張夫人再三苦諫，他怒道：“國家大事，豈婦人女子所能知。”這可謂不怕老婆了，後來淝水一戰，望見八公山上草木，就麵有懼色，聽見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他膽子怯得個這樣，就是由於根本上，欠了修養的緣故。觀於謝安苻堅，一成功，一失敗，可以憬然悟矣。
有人說外患這樣的猖獗，如果再提倡怕學，養成怕的習慣，日本一來，以怕老婆的心理怕之，豈不亡國嗎？這卻不然，從前有位大將，很怕老婆，有天憤然道：“我怕她做甚？”傳下將令，點集大小三軍，令人喊他夫人出來，他夫人厲聲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請夫人出來閱操。”我多方考證，才知道這是明朝戚繼光的事。繼光行軍極嚴，他兒子犯了軍令，被他斬了，夫人尋他大鬧，他自知理虧，就養成怕老婆的習慣。誰知這一怕反把膽子嚇大了，以後日本兵來，就成為抗日的英雄。因為日本雖可怕，總不及老婆之可怕，所以他敢於出戰。諸君讀過希臘史，想都知道斯巴達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對他說道：“你不戰勝歸來，不許見我之麵。”一個個奮勇殺敵，斯巴達以一蕞爾小國，遂崛起稱雄，倘平日沒有養成怕老婆的習慣，怎能收此良果？
讀者諸君，假如你的太太對於你施下最嚴酷的壓力，你必須敬謹承受，才能忍辱負重，擔當國家大事，這是王導、謝安、戚繼光諸人的成功秘訣。如其不然，定遭失敗。唐朝黃巢造反，朝廷命某公督師征剿。夫人在家，收拾行李，向他大營而來。他聽了愁眉不展，向幕僚說道：“夫人聞將南來，黃巢又將北上，為之奈何？”幕僚道：“為公計，不如投降黃巢的好。”此公卒以兵敗伏法。假令他有膽量去迎接夫人，一定有膽量去抵抗黃巢，決不會失敗。
我們現處這個環境，對日本談抗戰，對國際方麵，談外交手腕，講到外交，也非怕學界中人，不能勝任愉快。我國外交人才，李鴻章為第一。鴻章以其女許張佩倫為妻，佩倫年已四十，鴻章夫人，嫌他人老，尋著鴻章大鬧。他埋頭忍氣，慢慢設法，把夫人的話說好，卒將其女嫁與佩倫。你想：夫人的交涉都辦得好，外國人的交涉，怎麼辦不好？所以八國聯軍，那麼困難的交涉，鴻章能夠一手包辦而成。
基於上麵的研究，我們應趕急成立一種學會，專門研究怕老婆的哲學，造就些人才，以備國家緩急之用。舊禮教重在“孝”字上，新禮教，重在“怕”字上。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後當求烈士於怕夫之門。孔子提倡舊禮教，曾著下一部《孝經》，敝人忝任厚黑教主，有提倡新禮教的責任，特著一部《怕經》，希望諸君，不必高談“裁矗”，隻把我的《怕經》早夜虔誦百遍就是了。
教主曰：夫怕，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怕。
教主曰：其為人也怕妻，而敢於在外為非者鮮矣。人人不教為非，而謂國之不興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複興中國之本歟！
教主曰：惟大人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國本定矣。
教主曰：怕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妻止於嚴，為人夫止於怕。家人有嚴君焉，妻之謂也。妻發令於內，夫奔走於外，天地大義也。
教主曰：大哉，妻之為道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妻則之，蕩蕩乎無能名焉，不識不知，順妻之則。
教主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怕妻，而不知為怕者眾矣。
教主曰：君子見妻之怒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必誠必敬，勿之有觸焉而矣。
教主曰：妻子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畏，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妻子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急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為人夫者，朝出而不歸，則妻倚門而望，暮出而不歸，則妻倚閭而望，是以妻子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入閨門，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憂亦憂，妻喜亦喜。
教主曰：謀國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戰陣無勇非怕也。一舉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將為善，思貽妻子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托而終身者也，身體發膚，屬諸妻子，不敢毀傷，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妻子，怕之終也。
右經十二章，為怕學入門之道，其味無窮。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新禮教夫妻一倫，等於舊禮教父子一倫，孔子說了一句，“為人止於孝”，同時就說“為人父止於慈”，必要這樣，才能雙方兼顧。所以敝人說：“為人夫止於怕”，必須說“為人妻止於嚴”，也要雙方兼顧。
現在許多人高唱“賢妻良母”的說法，女同誌不大滿意，這未免誤解了。“賢妻良母”四字，是順串而下，不是二者平列。賢妻即是良母，妻道也，而母道存焉。人子幼時，受父母之撫育，稍長出外就傅，受師保之教育，壯而有實，則又舉而屬諸妻子。故妻之一身，實兼有父母師保之責任，豈能隨隨便便，漫不經意？妻為夫綱，我女同誌，能卸去此種責任嗎？
男子有三從，幼而從父，長而從師，由壯至老則從妻，此中外古今之通義也。我主張約些男同誌，設立“怕學研究會”，從學理上討論；再勸導女同誌，設立“吼獅練習所”練習實行方法，雙方進行，而謂怕學不昌明，中國不強盛者，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