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北朝係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隻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個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了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裏，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一線在網的整個體係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麵，“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麵，或詩的方麵，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麵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裏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采用了另一事實做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裏，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征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僚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後，說“恥居王後”，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曆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醜行”的事例，都被謹慎的保存在史乘裏了，這裏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裏，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麵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曆》若幹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幹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幹篇，《玄經傳》若幹卷，《文集》三十卷。能夠浮躁到哪裏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曆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裏，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他原來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後，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的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隻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