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裏收編了我最近的一些文章。這本書最早在台灣地區出版，大陸版本自然多有不同。這個書名源於早先時候富士康員工不斷跳樓，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青春》。這是一個太大的名詞，其實不太恰當，就好比你不能弄一些街拍照片就出版一本攝影集叫《中國》。和很多人逝去的青春不一樣，這篇文章得以幸存。文章裏提到的一個朋友，是我的鄰居，出現在很多的場合，包括《獨唱團》裏的《所有人問所有人》。他是年輕人的縮影，我去過很多城鎮後更加這麼覺得。過了少年，失去青年，踏向中年；機靈，勤奮，困苦，無望；想活得更好，活得更不好；有理想，不敢想；想創業，怕失敗；盼真愛，卻已婚；恨特權，又敬畏；怨體製，但想做公務員；要買房房價漲，要買車油價漲；吃飽了勇敢，餓著了懦弱；遵紀守法，但眼看著胡作非為的一個個發家；想胡作非為，上路一半摩托車又被扣了。身邊能聽說的混得很好的非投胎類，似乎都不帶有正麵激勵色彩。然後一晃眼，孩子該交擇校費了。
雖然感動常不在，但好在一些念想就像一張防墜網。我其實不喜歡“理想”這個詞，因為這個詞現在更多地變成了商家用來包裝自己人文關懷的空詞。好似一兩個廣告就能使年輕人內心激蕩，好似每個人都必須得有攀登珠穆朗瑪、征服撒哈拉的一些小九九，否則就是迷茫和麻木。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一張機票能搞定的事情，準確地說應該叫旅行計劃。而理想本身什麼都不是，一點也不高尚，理想就是有點想，是欲求的一種文藝表達。所以，我從來不覺得強調理想是救贖青春的一種方式。我甚至不覺得年輕人需要什麼救贖，什麼方向，什麼理想，什麼希望，都不需要。
就像每一個時代裏的人都覺得自己沒有趕上一個好的時代一樣。
這裏沒有末路，你從不曾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