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個是非很多的年份，我們的國民也隨之暴怒了很多次。當然，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對內暴怒，所以絕不放過任何一次不需要付出代價對外暴怒的機會。
當時我聽到莎朗·斯通的言論，也覺得沒有人性，覺得她根本沒有弄明白佛教裏業報的意思，因為我翻開國內所有的媒體，我隻能看見“我想這就是報應吧”，還有“這很有趣”，還有一張廣泛流傳的采訪視頻的截圖“我想這就是報應吧”。
到後來我才在香港媒體的視頻中看到了她的全文，其實根據她的原話，我們是不至於舉國憤怒的。這就好比媒體問你，你對印尼的海嘯有什麼看法，你說“印尼人民對我們不好，所以，一開始，我很高興，我認為這就是報應，但是後來，我看見海嘯的慘狀，我的朋友也對我說，我們應該去做一些什麼，我一想，然後哭了，我就認為我開始的想法是有問題的，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教訓”。結果第二天，你發現除了原始的媒體以外，其他的媒體隻采摘了你的兩句話，就是我很高興和我認為這就是報應，你作何感想。
我認為，這其實也是一種不人道主義。首先，的確是我們國內的很多媒體隻報道了她的兩句話，刻意引起了一開始包括我在內的憤怒。其次，我們不應該有這麼大的關注，在意她究竟說了些什麼，但我們就是付出了這麼大的關注，因為這是近期夾雜在很多不好的消息中的唯一可以讓人發泄情緒獲得快感的。她究竟說了什麼，這不重要。但是，在地震中，我們那麼重視生命，哪怕過了理論存活的時間也不放棄，能救一個就救一個，那麼，對於這個至少還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將她推向對立麵去，而不是能救一個就救一個呢？
人道主義不應該隻麵向自己的同胞，當然，在同時受難的時候，我們應該先幫助自己的同胞，但真正的人道主義是對所有生命的，哪怕是一條狗。說實話，當年日本和印尼受到重大災害的時候，我也想到過“報應”一詞，我相信，各位看客中想到這個詞的人應該不少，包括國內的很多主流媒體麵對美國颶風的時候，幸災樂禍之情直接就溢於標題。但是很快我就覺得自己是錯的，我不應該這麼想。除了印尼海嘯的時候捐了一點錢以外，其他我什麼都沒有做。我覺得很慚愧。還好，這兩個國家沒有做什麼“中國在日本或者印尼的企業捐款排行榜”，也沒有追究不給他們捐款或者幫助的人的道德責任。我始終覺得自己的想法有問題。於是在四川地震的時候，我就直接去了災區，盡自己的一點點力量。當然，如果我在家裏，看客們可以認為我沒有行動，如果我去了災區，看客們可以認為我去添亂，可事實是，我們幾人在四川的八天，沒有添任何的亂，也幫上了一點小忙，同時沒有讓媒體拍任何一張裝模作樣的照片。可是當我回來的時候，終於有空上網了，我發現天天有空上網的看客們進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謾罵。說實話，這雖然不會改變我以後的想法，但這會讓我很灰心。
在這場災難中，表現最差的就是某些在網上嘰嘰喳喳指點江山的看客們。他們時而要封殺這個人，時而要罵那個人的全家，時而向某明星進行道德勒索，時而向某企業要飯，關鍵是，他們還假裝自己是善意的，覺得自己是在為災區人民做事情。更關鍵的，他們自己還相信了。
封殺莎朗·斯通的事情和之前的家樂福等事情，讓我開始覺得，暴亂是人民心中的自然情結。現在比以前好的是，現在有法律約束了，現在要付出代價了，代價恰恰是這些偽道德人士最害怕的東西，哪怕隻是付出一百塊錢，就能嚇退一大半人。
對於莎朗·斯通，如果她隻說了前半部分，那隻能證明她有毛病，的確該罵，但事實是，她的話還有後半部分，但在國內的媒體上，我幾乎沒有看到過。當然，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一方麵，娛樂版都是明星義演的新聞，出來這麼一條，所有人就可以享受借著崇高的名義置人於死地的快感。有些人說，就衝著莎朗·斯通是達賴喇嘛的朋友，怎麼說都應該封殺她。但是李連傑也是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有很多朋友，裏麵有些人也是我們的朋友，最理想也是對國家最好的結果是，達賴喇嘛也成為我們的朋友，西藏安定。政府都一直是抱以這樣開放和談判的態度。而我們動輒舉國暴怒，要封殺那個人，抵製這個企業，抗議那個國家的國際形象，難道這就是我們認為的“強大”？
在這次災難中，我們大部分人表現出了寬厚、善良、熱心，但因為外國一個過氣女星的一句被國內很多媒體掐頭去尾的話，我們頓時變得麵目猙獰，殺、奸殺、封殺。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事半功倍。翻翻一些論壇裏幾年前關於別國海嘯和地震的帖子，說這是報應的網友占據了絕大部分，到處都是“才死六千人，怎麼不死六十萬人”的言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中的很多人離真正的人道主義還很遠，很多麵對國外災難一樣幸災樂禍連稱報應，但到現在還沒有反思過的中國人，你們豈不是連莎朗·斯通都不如，而你們現在正享受著罵她和封殺她的快感，但她至少還知道反思自己的想法，並覺得不對，你們呢？不要太嚴於對人，寬於對己了。經過這場災難，希望我們能進步，能體會到災難中人類的痛苦，從民族人道主義提升成無前綴人道主義。